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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丝三条”，是“洋丝派”把持的丝业公会，因应形势变化，“公决”了三条重要的章程，并得到了官方的背书，可以准行政法规目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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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大幅度提高蚕茧的收购价。
这个收购价提高到这样一个程度：普通人家不缫丝，只养蚕，就有勉强温饱的可能；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生产——无须太大，单门独户变成拥有二、三名雇工的小型作坊即可，则必小康无忧。
若有茧行私自压低蚕茧的收购价，一经查实，处分极其严厉：丝业公会将呈请藩司衙门，吊销该茧行的“部照”。
这一条，除了起到分化、瓦解“土丝派”的“群众基础”——广大养蚕人家的作用之外，对保证缫丝厂的原材料供应，也有重大的意义：缫丝厂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成了一只永远喂不饱的“食茧兽”，如果养蚕人家都破产了，先不说会不会发生“不忍言之事”，单说这个原材料供应，就无法保证，毕竟，缫丝厂只缫丝，不养蚕。
另外，蚕茧的收购价提高了，缫丝厂支付给茧行的的“水费”也相应提高了，则茧行的整体利润空间增大，一部分中、小丝行，便有可能转入茧行，分一杯羹，这样，也起到了分化、瓦解“土丝派”本身的作用——既多少有了条退路，则对新式缫丝厂的抵抗的力度，就多少会减轻些。
“提高收茧的价格，”曾国藩捻着山羊胡子，微微的眯着倒三角眼，“确乎是德政！不晓得我想的对不对——这一条，似乎……借镜了盐务整顿？”
“涤翁目光如炬！”关卓凡说道，“食盐的收购价如果过低，则灶户交盐不得值，非售私无以为生——这是私盐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任由场商坐地压价，无异逼良为娼！因此，朝廷厘定食盐收购价格，有场商敢坐地压价者，立置重典，绝不宽贷！收茧亦然——这个收购价格，一定要保证养蚕人家能够温饱无虞！”
“灶户”是煮盐的盐民，“场商”是长驻盐场、专门向“灶户”收盐的商人，犹如丝行、茧行之于丝户、茧户。
“我原本想着，”关卓凡继续说道，“全然仿盐务例，蚕茧的收购价，亦由朝廷出面厘定；后来一想，丝业毕竟不同盐务，盐务向例是官卖，丝业却向例是民营，还是由丝业公会自己来张这个嘴比较好些——呈上来的禀帖，官府照准就是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王爷思虑周祥。”
心想，我猜的不错，胡光墉的那些花样，果然是出自你的授意。
不过，也难得你坦然相告。
“还有，”关卓凡说道，“缫丝厂设立之后，丝的产量必定大增，对蚕茧的需求也必定大增，养蚕人家，原先做一份生意的，现在可以做两份生意了，缫丝上的损失，大半可以弥补回来——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嘛！”
“诚如王爷所言，”曾国藩说道，“蛋糕做大了，大伙儿分到手里的，就都多了。”
轩亲王“蛋糕”之譬喻，在如今的官场上，已经是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了。
关卓凡微微一笑，说道：“是，所以，我亦以涤翁之言为然——有了提高蚕茧收购价这一条，短痛虽然难免，不过，应该痛极有限——将有不忍言之事，确实是危言耸听了。”
虽然是“短痛”，虽然说“痛极有限”，但“短痛”也是痛，“痛极有限”，也还是痛的。
蚕茧收购价格上提的幅度，是“适度”的：上文说过了，普通人家不缫丝，只养蚕，便有“勉强温饱的可能”。
这个“勉强温饱的可能”的另一面，便是“依然存在破产的可能”——养蚕的技术不过硬，对蚕宝宝的照料稍有疏忽，天时不好、销路不畅，乃至于单纯的运气不佳，都有导致破产的可能。
蚕茧收购价格上提，之所以定在这样一个“适度”的幅度，一个是缫丝厂要保证自己的利润率——这个是可以摆到台面上的；另一个则不能摆到台面上：不能把所有的养蚕人家都喂饱了——没有人破产，哪个进工厂做工人呢？
而且，这个工人，是女工，不是男工。
“丝三条”的第二条：原养蚕人家进缫丝厂做工，“优先取录”；并且，公议了“最低薪金”，呈报藩司衙门备案。
这个“最低薪金”，仿佛蚕茧收购价格上提的幅度，都是“适度”的：供受薪人“勉强温饱”。
不过，做满一年，薪金便定规上调，则接下来一年的收入，通扯计算，不比原先在家里养蚕、缫丝少多少了。
如果母女姐妹同在工厂做工，一家子的收入，是要超过原先在家养蚕、缫丝的。
在工厂做工，是很辛苦的，“车间”蒸汽弥漫，人人汗透衣衫，不过，这份辛苦，对养蚕人家来说，却不算稀奇。
在自己家里煮茧、缫丝，情形不但仿佛，且犹有过之：屋内高温蒸煮，门窗密不透风，由始至终，没日没夜，犹如一直呆在一个大蒸笼里边。
“蚕季”都在春天，屋外的气温其实并不算高，但屋子里的人，汗如雨下，什么衣服都穿不住的。
如果说有区别，就是在自己家里，关上门窗，母女姐妹之间，可以只着中衣甚至小衣；缫丝厂就不行了，虽然整个“车间”都是女工，但也不能脱了外面的衣服，裸埕相向，因为，东主和工程师是男人，他们总有到“车间”里来的时候。
针对这个问题，丝业公会定规，缫丝厂必须设立足够的“更衣室”，女工下工之后，可在其中抹净身子，换上干爽的衣服，再出厂回家。如此一来，可免观瞻不雅，不致启人邪思，另外，亦无冷风被体、着凉生病之虞。
另外，缫丝厂只用女工，不用男工，且“封闭式管理”，外人不得入内。
至此，“土丝派”便很难再用“男女大防”来做文章了。
江南乡下女儿，本就都做得活计，都和外人打得交道的，本就没有几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男女大防”神马的，本就不如何鲜明。
有了“丝一条”、“丝二条”，虽然痛还是痛，疑虑还是疑虑，但已有不少人觉得，似乎……勉强还可以忍受？
因此，“土丝派”中，虽有最激进者，不止一次，暗中鼓动风潮，甚至谋划打砸“二昌”，但应和者寥寥，始终不曾成事。
打砸“二昌”，先不说会不会在官府那儿吃官司，至少，做丝行的，今后不要想着转行去做茧行了；养蚕、缫丝的，今后也不要想着进工厂做工了——自己把自己的后路给彻底堵死了，殊为不智。
“丝三条”的第三条出来后，“不忍言之事”就更加成不得事了。
胡雪岩牵头，丝业公会成立一个了“丝业基金”，说是“专门照应衣食无着的丝业同仁”；另外，“如有另谋生路者”，可以提供低息贷款。
这个“丝业基金”，规模相当不小，本金为一百五十万两，“洋丝派”的，几乎人人都掏了钱，单是胡雪岩一人，就认捐了二十万两。
想闹事？等到你“衣食无着”了，要不要我们“照应”啊？如果你真在丝业混不下去了，要“另谋生路”了，要不要我们的贷款啊？比钱庄的低息要低一截哟！
但凡有条后路，人就很难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何况，这儿摆着好几条后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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