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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法战争，学术界长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拿到了”，“中国丢掉了越南”，甚至，“丧权辱国”，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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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诬前人，胡说八道。
战争的胜败，最关键的评判标准是：对战双方，谁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法国的战略目标，一共三个，按重要性排序如下：第一，从越南进入中国，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第二，向中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实现“战争红利”；第三，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
“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之所以放在最后，并非这一点不重要，而是彼时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已经基本占领了越南全境，中国只在越北近中越边境地区，保有少量军事存在，越南政府已经彻底沦为法国的傀儡，中国已经不能对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力了。
就是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因此，中国对法作战的战略目标，其实只有一个：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打消法国人进一步的觊觎之心；同时，不受勒索。
彼时中国君臣，虽然嘴上还嚷嚷着，“越南世修职贡”，“朝廷轸念藩服”，要秉持“以大字小之意”，“保护该国”，其实，谁都清楚包括调门最高的清流：第一，越南已经落到法国人肚子里去了，逼他吐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力量；第二，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彼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咱们的“藩服”，和人家的“殖民地”，根本是两码事。咱们在“藩服”那儿，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言，以目下之国情、国力和国际形势，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样，对“藩服”不计回报的投入了。
“藩服”不是“殖民地”，更不是“领土”，“藩服”对中国，只有“屏藩”国防的作用，即所谓“战略缓冲区”。拿越南来说，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如果西南边陲无恙，越南，就随他去吧，反正，那也是一群白眼儿狼，“昧于趋向，首鼠两端”，养不熟的。
所以，中国打这场仗，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越南，“丢掉了越南”神马的，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战争结束，法国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战争赔款，更是一两银子也没落着；甚至，中国虽然默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但是，《中法新约》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中国放弃对越南宗主权的字眼。
那么，这场战争，谁输、谁赢？
在军事上，关于中法战争，我们记住的，更多的是马尾海战的全军覆没，但是，马尾海战仅仅是中法战争诸多战役的其中之一，而且，即便拿这场战役来说，法国也没有达成攻取福州的战役目标。
就中法战争整体而言，中国实实在在，既不输阵，也不输人。
这场战争，法国投入兵力近两万人，中国大约在三至四万人之间，力量对比，并不如何悬殊。
还有，战争虽然远离法国本土，但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地利”。一来，法国在越南经营已久，并非事事都要求诸国内；二来，中国国土广大，战场在西南边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军需补给、后勤保障，其实非常艰苦。
中国的参战部队，有的表现出色，有的表现糟糕，但除了战争早期的越北战事，整体上来说，不同的参战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打输了，再打！
就算一败再败，也要一战再战！
一鸦、二鸦的一触即溃，已恍若烟云。
战争结束的时候，两个战场的情况如下：台湾战场，法国一再受挫，困在基隆一隅，动弹不得；越北战场，中国攻，法国守，中国步步进逼，法国步步后退。
谁输？谁赢？
当然，如果像愤青们喷的那样，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乘胜追击，甚至“收复河内”，那也是不可能的。
战线一拉长，中国的兵力，必然不敷使用，补给也必然跟不上；更重要的是，越南是法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失去越南，是法国的不能承受之重，“收复河内”，必然引起法国的全力反击。
事实上，茹费理内阁一倒台，法国议会就通过了给远东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的决议，而驻远东法军一八八四年全年的军费报帐，合计亦不过五千四百万法郎。即是说，法国已经做好了扩大战争乃至长期战争的准备。
彼时的中国，不过一只脚堪堪踏在工业化的门槛上，战争潜力有限，根本没有和世界第二工业强国长期做战的能力，何况，只不过是为了越南这么个小小的“藩服”？
此时停战，时机最为合适。
战场上也好、谈判桌上也罢，结果都是清清楚楚的：中国在和世界第二强国的一对一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慈禧则是中国取得对法战争胜利的当之无愧的、唯一的主持人。
对法战争，之所以可以先败后胜，转折点就在“甲申易枢”暮气沉重、对法作战态度消极的恭王，以及其领班的军机，被全部撤换，慈禧亲自过问和主持对法战事，朝野上下，统一思想，消弭了原先和战不定的分歧，战场上的劣势，随之扭转，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慈禧的这份历史性的功绩，是不可以否认的。
中法战争的意义，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也不奇怪，我们的“学术界”，连中法战争是输是赢，都搞不清楚！
事实上，中法战争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
如果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法国之后，其他泰西诸强，见猎心喜，必然纷纷跟进，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就会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虑到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还远未培养起能够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底气和实力，列强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消化瓜分中国的成果，则四分五裂的中国，还能不能最终拢在一起，就难说的很了！
对法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泰西列强目中国，隐然为“二等强国”，他们之所以会在十年之后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但列强并没有马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重要原因他们依然惯性的心怀疑虑。
中法战争，为中国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中法战争胜利后，中国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志得意满，都以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无烦忧。
一口气儿泄下来后，非但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文恬武嬉之风，慢慢儿的又起来了。
数年之后，德宗大婚，慈禧“归政”向德宗移交权力，自己施施然“颐养冲和”去了。
回过头去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消散了，辛酉之后一直上升的国势，开始掉头而下。
这真的是太讽刺了。
这个锅，慈禧是要背的，不过，她顶多只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来背。
后世提及光绪皇帝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两个印象：一，他是傀儡；二，他是改革派。
都不对。
至少，不完全对。
德宗亲政之后，慈禧“训政”了三年，这三年，她拥有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即便“训政”期过了，也要承认，慈禧依旧保持着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
这种情形，和穆宗刚刚亲政的时候仿佛。
譬如，五军机、五御前合疏谏阻穆宗修建圆明园，穆宗恼羞成怒，将惇王、恭王、醇王三位亲叔叔为首的十位重臣，一股脑儿罢黜。两宫皇太后得到消息，立即御弘德殿，撤销了穆宗的决定，恢复了十重臣的职务。穆宗只能唯唯称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
就是说，慈禧“退居二线”之后，依旧保留了最终的“话事权”这是事实。
不过，即便在“训政期”，慈禧也极少使用这个最终的“话事权”，德宗拥有全部的“办事权”和大部分的“话事权”这也是事实。
彼时的慈禧，志得意满，认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于皇帝，已无需再在政事上花什么气力了，她的精神头儿，大部分都放在了颐和园的修建上了。
所以，德宗虽然没有获得皇帝的所有权利，但是，他不是傀儡。
还有，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他是……“忽然改革派”。
甲午之前，德宗的政治取向，其实是偏保守的，譬如，他不赞成修铁路。
甲午一役，一夜之间，德宗就觉得，之前三十余年，一切努力，一切作为，一无是处，一无足取，一切都要推到重来。
此谓“忽然改革”。
戊戌变法的后期，慈禧始实质性的介入政治，使用她的最终“话事权”，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
慈禧的这些举措，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反对、破坏改革，充任守旧顽固派的“护法神”。
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吗？
反正，关卓凡认为，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处，我也得像她那么干。
为什么？
因为穆宗和康、梁等人玩儿的，拿今天的话来说，就叫“休克疗法”，病症大致是看准了，开的方子，大体上也对，可是，药量不对！
该一年吃的药，逼着病家，一天就全吃下去！
哪儿能这么干？
病了好几年了，指望着一天之内，就彻底痊愈，怎么可能？
步子太大扯着蛋，像穆宗和康、梁那么个玩儿法，别说扯着蛋了，整个人，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特别是在守旧力量依旧强大的情况下，更不能全然不考虑守旧派的反对，不回应守旧派的利益诉求，不然，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
慈禧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替穆宗找回这个“平衡”，而绝不是全盘推翻他的改革。
事实证明，庚子之后，在慈禧的主持下，改革继续，而且，深度、广度，都远远的超过了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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