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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阅读 第十一章 中国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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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重生之大总统 | 作者:羽落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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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骁飞和容蓉结婚之后,容蓉也参加了宋骁飞领导下的文化革新六人小组,这小组的六个成员还包括鲁迅、梁启超、严复和辜鸿铭。www.biquge001.com辜鸿铭也是宋骁飞钦点的。

    那天,宋骁飞在总统府的圆桌会议室主持六人会议,说:“我常常在想,中国将要往何处去?而文化革新,到底要改变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文明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把‘活着’作为人类最终价值不太确切。人吃饱了饭,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如果说人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活着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即所谓的真善美。分辨美丑、善恶、真伪,这就是一国文明的价值。所以中国要走向现代,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没有相适应的文化是不行的,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往何处去的问题。”

    容蓉点点头,说:“我也这么想的。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杀的种类,说明人异于禽兽。人类主观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就是文明,也就是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而且,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朝着理性和人性的方向进化。”

    辜鸿铭说:“我始终强调文明不分优劣,和而不同。泰西国家。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地缘社会,而中国则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血缘社会。地缘社会要靠契约,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要有法律保障,而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而在中国这种几千年的农业国,乡土构建血缘社会,人们靠情感活着,生老病死,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就构成了社会基石。比如亲人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过去人口基本上不流动。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父母、祖先,是不容个人选择。比如谁是你的父母。”

    宋骁飞说:“我不否认传统文明在乡村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巨大的价值。中国过去的经济是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可关门自给。但现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人们要变得富裕,传统文化不一定行得通,要革新。大家可以首先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这时,司法总长梁启超站起来。说,“我就先说说我工作中的一些体会。现代社会。强调法治,司法实践和传统文化很多地方是矛盾的。”

    辜鸿铭有点不高兴,说:“你倒是说来听听。”

    梁启超说:“敢问辜教授,传统文化是不是强调不要打官司,即‘无讼’,比如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辜鸿铭说:“确实是这样。传统文明中强调礼治,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规矩,被认为不是好人。百姓的父母官,乡绅,过去主要靠教化维持礼治秩序,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传统的规矩。”

    梁启超说:“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一定规则:比如君亲、臣忠、父慈、子孝,三纲五常。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克己。在论语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辜教授,是这样吗?我没说错吧?”

    辜鸿铭回答说:“早闻梁公博学,果然如此。没错,不懂礼的人,是败类无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这种情况下,打官司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这个地方的教化不够。而且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很有人情味。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

    梁启超哈哈一笑,说:“但现代都市,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都不认识,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不能讲教化。市场经济,人们最要讲的就是契约,按合同办事。社会中公开讲个人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出台法律保护这些权利。一个法官,并不需要考虑教化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是要按照法律的条例判决就行。”

    辜鸿铭说:“礼治也是一种规则,就好比足球规则。在泰西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叫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

    宋骁飞说:“辜教授这个比喻好,社会就像是大家一起在踢足球。但这问题就来了。礼的规则,由谁制定的问题。在足球比赛中,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这个规则也是可以改的,比如最早的足球,是允许用手的。但后来却改了。法律就好比这个大家约定的规则。而礼,却是没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很难改变。并且,礼治社会并不是文质彬彬的乌托邦,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礼并不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礼还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殉葬,这是古礼。行军打仗时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梁启超说:“确实,礼不尽是好的。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人口流动很小。所以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但现代社会,人口是流动的,强调创新。所以在礼治和法治的问题上。我还是要强调法治。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越出规矩。就像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人都守着道德过着日子。但一旦人越过了道德的底线,我们就要用法律来约束。”

    容蓉说:“你们刚才讨论的礼治和法治,其实也就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泰西是法治社会,中国是人治社会。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区分。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人来执行,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法治,要考虑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制度。防止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

    宋骁飞说:“容蓉说得对,所以我一直强调用法律限制公权力,限制以权谋取私利,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是财产。如果没有利益可得,权力也没多大意义。大家讨论到这,基本上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传统儒家文化,适用于农业国的乡土社会,而**律和契约的文明,适合于城市。”

    辜鸿铭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的乡土文明就是落后的。现在很多人提起传统文明,就觉得是落后的,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因为他们不识字,称之曰文盲。我觉得不能说不识字就是愚。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什么都学不到。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这也不是愚。就像城市里的小姐,到了乡下也会五谷不分。这也正如大总统刚才所说的,文明和文化,和人们现实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宋骁飞说:“是的。不过我对传统文化的主要不满,就是中国的圣人们太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承认私欲的合理性。在泰西,十九世纪就有了一种理论说,每个人只要能‘自私’,满足本性里带来的**,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最好、最融洽的秩序。就是亚当.斯密说的,‘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安排社会秩序,每个人为自己的**,合理合法追求,社会就是最好的。也就似乎说,**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否则,人们四大皆空,活着跟路边的草木和石头有什么区别?如果道德不建立在承认人的私欲基础之上,就是虚伪的道德,大多数老百姓如果做不到,就是伪道德,道德不能成为少数几个所谓君子的玩物。”

    梁启超说:“还有传统文化中,对金钱的态度,金钱是我们衡量价值的尺度,我们要追求的是,是挣钱的方式正当与否,而不是对钱本身有什么不满。整个传统文化里,处处鄙视利,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表里不一。所以很多官员们,天天口头上谈仁义道德,私下里却贪污**。”

    严复这时站起来补充说:“中国传统文明中,还鄙视个体,这也是要革新的。泰西有种主义,叫个人主义,这不是自私主义,这是一个平等的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人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大家也不能随意剥夺个人的权利,只能在个人同意交出的权利上干涉个人。在泰西基督宗教中,耶稣称是天父的儿子,他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否认生育他的父母,这样每个人在神面前,人格平等才确立。而中国传统思想,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太死心眼儿,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孔子会推己及人,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自己总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他转动。”

    容蓉说:“确实是这样,耶稣有超于个人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强调的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他不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孔子强调‘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宋骁飞说:“那我稍微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是适用于不同类型社会的,传统文明更适合于乡土社会,法治文明更适合于现代商业社会。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推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对于有冲突的地方,就要以人性为尺度,加以改变。中华文明,要成为这样一种文明,立足于现实,满足个人私欲和个人利益基础之上,强调人人平等的文明,强调法治的文明,当然,在此基础之上,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恻隐之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颠倒过来。这正如人可以在理性生活的基础之上,有一些感性冲动。如果完全感性生活,那么生活只会一团糟,非得精神病不可!而且,新文明应该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开放、包容,不断向前发展。”

    在座的人都点点头,表示赞同。宋骁飞语重心长地说,“观念能杀人!我听说最近北京大学就有一个有名的教授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昆明湖自沉,死时才三十岁!可见,观念的改变,也是一场战争,要取得胜利,也还任重道远。但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前面说的这种开放、包容的新文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保障,我们要大力宣扬!否则,一边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狂奔,一边又试图让人们的精神回到传统的乡土社会,这只能让人们精神分裂,我们要少一些王国维式的悲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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