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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异乎寻常地顺利，不过，忠诚度也直接决定了所能招供情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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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经理显然是柴田家的外围人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需要这么一队旅游者来掩护柴田弘等人的身份，这名经理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件事的任何部分。
于是到最后，谢寸官能得到的最根本的情报，就是在早上出了首尔大约有一个小时左右，在一处岔路口，柴田弘等人就下了车，上了早就等在那里的另一辆车子，而他们这辆车根本没有停，直接就驶到这个小镇，来汇合早上同样从首尔出发，等在这里的旅游团。
谢寸官听了，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幸好按照当初的训练要求，追踪时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也需要利用一匹机会去亲眼查证，绝对不能有任何懒惰之心。
否则，还真不知道柴田弘这个金蝉脱壳之计，会将自己带向何方。
接下这来名经理就基本是一问三不知了，甚至没有记住柴田弘等人所换的那辆车的车牌号。不过，好在他是从最基层的导游一步步升上经理的位置，在过去经常带团，所以对路倒比较熟，在李广信拿出的首尔地图上，一下子就指出了他同柴田弘分手的那个路口。
另外，在他手机中，倒确实有一个柴田弘在首尔时同他联系过的手机号码，但将号码提供给范玉山，范玉山进入手机定位系统一查。却根本没有任何信息。
显然对方这个号码已经不再使用了，也就是说一时之间。谢寸官竟然没有任何办法，能继续追踪柴田弘了。
威胁着让经理给旅游团的其他人打电话，说自己有急事需要去办，安排了随后的事情，谢寸官就带着这名经理，迅速离开了息川小镇。
目前情况下，不管他信不信这经理的话，都不可能将他扔下。
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杀了埋了，一了百了！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万一尸体被发现，就会打草惊蛇的麻烦。而且，这人留着，也许还有点用。毕竟对方同柴田弘是有关系的人，说不定会有什么峰回路转的地方。
当然。带着也有带着的麻烦，但谢寸官都想好了，反正对方是个旅游公司的经理，自己这么一队人行动起来目标也大，受柴田弘的启发，索性也扮做一个自助游的旅游团。
这名说是倒霉又幸运活命的经理。就坐在了第一辆车上，谢寸官和王一丙的中间。
头一辆车的副驾上坐的是李广信，想信一些小的麻烦，都可以摆平。
一路上，谢寸官就同这名经理聊天。毕竟对方是一个搞旅游的资深人员，想信对于首尔及周边的景点及一些历史典故。应当有很深的了解。
而柴田弘在这个地方，找的是一个二战时日本人的秘密基地。
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不管当初管理是如何严密，保密措施如何到位。想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时光积淀之后，肯定会有些蛛丝马迹暴露在人间。
看似漫不经心的聊天中，谢寸官就渐渐地将话题带到了二战时日本对首尔的占领方面，谈首尔附近那些地方开发得少，可以做为探险旅游的去处。
在他想来，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这么多年能不被发现，肯定有特别的原因。
要么就是非常的人迹罕至，要么就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别人不能去。
这个经理自从被绑架后，小心肝那叫一个跳得扑通！他是柴田家族的姻亲人员，说明白一点，就是他的姨妈嫁给了柴田家族的人，因此他靠这个关系，获得了柴田家的照顾。
对于柴田家族来说，除了能冠以柴田这个姓以外，所能发展的人员，就是这些姻亲关系。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利用和控制上就相对于那些陌生人要强一些，而在获得认同上也相对较容易一点。
这就好像街上一个人突然给你说，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我出资金你经营，到时五五分成。
你肯定会用小白兔看大灰狼那样的眼神秒杀他！因为大家有那么熟吗？
但如果你的表哥或堂兄找到你，告诉你我手头有一笔闲钱，咱俩合作个生意，我出资金，你出人力，赚了钱大家一人一半。
这时你肯定非常感激他对你才华的肯定和人格的赏识，因为那一层亲戚关系，就让你相对于别人，容易信任他。
当然，其实在一个明白人眼中，这种亲戚关系，毛钱都不值。坑熟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所以传销才那么火爆，到了法律禁止之下，都不能停止的地步。
这名经理就是这么一个被柴田弘家绑上战车的亲戚，他在首尔主要是帮助柴田弘家进口一些电子产品配件，同时兼营这么一家规模不大的旅游公司，向日本输送韩国游客，并接待来韩国游玩的日本游客。
不过，在首尔奔波多年，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且将妻儿都带到了韩国。
对于这里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
谢寸官同他谈这个话题，正谈到了他的得意处，由开始的略带拘谨的有问有答，渐渐地放松下来，开始自由发挥，讲述自己在首尔多年从事旅游业听来的种种奇闻轶事。
这其实是人心理上的一种需要。
做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突然被人绑架之后，在心理上，对于绑架者是有本能的讨好的心态的，总希望自己的配合，能让对方少伤害自己。
这种心态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最早让人们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的一起绑架案。当时两名罪犯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在长达六天的时间内，同警方对峙。
在这期间，劫匪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最后在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开始抗拒政府为营救他们的努力。甚至在事件结束后几个月内，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受到法律制裁的绑匪持怜悯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
据说，当中一名遭挟持的女性，与一名绑架她的绑匪在服刑期间订婚。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具有令人惊讶的普遍性，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但必须强调的是，身历这种症候群的人并不是疯了，而是他们正在为保住生命而战。
这种症候群代表受俘者藉由讨好绑匪，以确保自己安全的一种策略。
此刻，这名喋喋不休的经理，正是以这么一种计好的心态，向谢寸官坦白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俩人一直交谈着，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车队终于到了早上柴田弘他们下车的那个路口，但这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段，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只是匆匆的过往，根本没有人在这里驻足，想打听都没地方打听。
虽然这里只有一条岔路口，但谢寸官却无法判定柴田弘就是从这个岔路口离开的。
因为像柴田弘这么一个奸滑的人，根本不能用常理来推断。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变化由心，无迹可寻，就是柴田弘目前的这种做法。
他故意将下车的地方放在这么一个路口，让人感觉他有可能从这个路口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但他的为人性格，却让追踪者感觉，这个明显的路口，极可能是一个陷井。
但如果不是这个路口，那这一路过来，有三四个岔路口，每一个路口，皆有可能。
谢寸官站在路边，眉头皱了起来，心中不由叹一句：敢问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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