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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项上白绫的不断收紧，杨广的眼前浮现出先皇杨坚、前太子杨勇、征伐高丽的将士、京杭沿岸劳作的男丁、还有他那不能忘怀的江都美景……杨广有幸被史学家树立成最具有代表性的亡国昏君形象之一，他的荒诞事迹被编撰成册，作为后世帝王警示和约束自己行为的反面教材，杨广确实是中国历史的背面里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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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翻看隋前273年的南北分裂史，我们发现近300年的历史里充斥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动辄灭种族诛，总是一姓灭了另一姓，甚至是皇帝灭了本宗，北魏拓跋、北周宇文、北齐高姓、南朝萧齐、南朝萧梁、南朝刘宋哪个善终，弑父、屠亲、淫母、杀子、诛忠、擅杀哪项不是滔天罪过，哪次朝代更替不是集体斩首就是全族投河，其惨烈、无道、丧伦、灭理哪个不甚愈杨广。
为什么独独到了国家升平的大隋杨广身上，就激起史官们这么大的义愤呢，只能说作统一史的人历经长期黑暗的分裂时期都突然恢复了骨气和良知，全都成长为极具正义感的家。
他们善于修饰和美化一切被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也同样善于抨击和毁灭一切他们认为假、恶、丑的事物，只有等到你逼着他们摸着良心说句公道话时，他们也只会模棱两可地用上辨证法告诉你：“昏君不见得就一无是处，昏君作的事也不见得都是坏事”，也还算老实。
我们就顺着史官们的思路，还原一下被后世追谥为“炀帝”（炀—去礼远众）的杨广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杨广之过——杨广的“七宗罪”：第一宗罪——弑父。
杨广秘杀其父隋文帝杨坚这在史书上并不是言之凿凿的事实，史书只记载杨广派其心腹张衡入宫，杨坚“俄崩”，于是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最大的受益者杨广，这也被史家视为杨广的第一大罪，因为在他们看来**尚能侍老舔犊，所以杨广弑父的行为简直连**都不如，就更别说他的父亲还是皇帝了，起码就先违反的“三纲”的前两纲，平常人只要犯上一条就是死罪，杨广一人就占了两条，简直死有余辜。
可是有必要提醒大家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么一个被否定人格的人在弑君弑父之前是堂堂大隋储君，是法律意义上合法的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并不是什么贩夫走卒、土匪流寇，是隋中央参照多项考核标准进行反复衡量和考察才确定下来的，换句话说就是公认的品德优良、行事可靠的国家继任领导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呢，何以世人全都看走了眼，杨广变得前后判若两人呢？
这要从杨广复杂的性格说起，在成为太子之前，杨广极力隐藏他贪婪、**、凶残、挥霍无度的本性，表现出谦虚、简朴、温和的一面，同时他还不断离间太子杨勇和杨坚的父子感情，逐步笼络皇帝身边的人心，最终骗取了隋文帝的信任，罢黜了原太子杨勇，将他立为太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广对皇位的渴望更加急切和热烈，这时杨坚也病倒了，就在其病重之时，权臣杨素修书给太子杨广报告皇帝病情的书信被当作奏折阴差阳错信地送到了隋文帝手中，病中的杨坚自然是气得浑身打颤，偏巧此时荣华夫人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向杨坚告状，哭诉杨广轻薄于她，杨坚直到这时才认清杨广的豺狼性子，立即密诏前太子杨勇，
想重新用杨勇取代杨广，然而杨广平时在杨坚身边下的工夫不是白花的，几乎在同时杨素就将杨坚要废太子的消息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事已至此，杨广也不用再装什么谦谦君子了，那层伪善的面具已经戴得太久了，杨广终于对病中的父亲露出了那久被隐藏的獠牙。第二宗罪——屠兄。杨广是杨坚的第二子，同杨坚的大儿子太子杨勇一样是嫡出，都是醋坛子独孤皇后的儿子。
碍于长幼的关系，杨广只是第二顺位继承人，没有做太子的资格，杨广要想能够合法地继承皇位，首先要成为大隋的储君，所以杨勇是杨广要搬掉的第一个绊脚石。除去人品和性格上的差异，杨广与杨勇同秦王李世民和唐太子李建成的关系和际遇都很相似。
杨广和李世民两人同样因为不是皇长子而不能被册立为太子，同样是少年统帅（杨广为帅灭陈）、建国首功，同样不甘心引颈受戮做立嫡立长制度的牺牲品，同样靠踩着兄弟的尸体登位九重，只不过杨广顺带梢上了父亲杨坚，而且他的个人作为也远不能和李世民相提并论，才会出现后世对两者天渊之别的评价。
杨勇在整个事件进程中是最无辜的，他先是被杨广不断设计，稀里糊涂地就搬出了东宫，天天不是引吭高呼冤枉，就是攀援上树求见皇帝，出格的行为正好被杨素诬陷患了精神疾病，至死无缘得见天颜，不曾想到了这时传来要他自尽陪葬的消失。
老头生前将他抛弃，临死的时候却能把他想起来，要他自尽随着先皇驾鹤西游，杨勇一定在想“为什么自己惹不起还躲不起”，可有什么办法呢，杨广在杀死自己父亲的时候是想着要将他这个哥哥一锅烩了的。
第三宗罪——母。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连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的女人都不能妄自幻想，更别说做儿子的去碰父亲的女人，可杨广就这么干了，他不仅趁着杨坚病重**了荣华夫人，让父亲顶着大绿帽见了阎王，而且就在杨坚闭眼不久、尸骨未寒之际又找上了父亲生前另一个宠爱的女人宣华夫人，结结实实地替父亲做了回新郎，难怪历代的史官们要骂他不配当人。第四宗罪——役使天下民众。
与嬴政征调大规模劳力去修筑长城和修建陵寝相似，杨广役使天下民众的目的和用途也是多重的，既有国家工程建设（兴建东都洛阳、开挖京杭大运河），也有出于私人享乐需要（龙舟出巡），还有对外侵略战争征兵（三次对高丽用兵）。
仅东都洛阳的建设每月就要征调民工二百余万，而京杭大运河也征用了100多万劳力（当时人口大约3000余万，也就是全国有绝大多数劳力常年在从事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劳动），其中还包括劳动力较弱的妇女在内，总之需要有人去出大力、流大汗、流血拼命的事，杨广从来就没客气过。第五宗罪——三次征伐高丽。
现在看来导致隋朝二世灭亡的直接因素就是杨广穷兵黩武的三次侵略战争，而这仅仅是杨广为了挣足面子，想要青史留名的冲动挑起的。当时的高丽虽说势力扩张逐渐坐大，也曾频频骚扰东北边境，但远远谈不上对隋朝构成什么实际威胁，所谓的边患都是杨广那膨胀的虚荣心幻想出来的。在他那好大喜功性格的怂恿下。
杨广前后三次（612年，613年两次）对高丽发动**裸的侵略，可是前两次都战败了，而且是大败，尤以第一次最为惨烈，宇文述率领的三十万东征军队仅有几千人活着回来。
更可恨的是即使在第三次东征隋朝军队大败高丽之后隋朝也没有从战争胜利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反倒是三次侵略战争耗尽了隋朝的国本，用尽了隋朝的民力，隋末人民为了不再参与侵略战争宁愿揭竿、造反求生，时人作诗称“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第六宗罪——虚耗国家财产。如果说杨广费巨资兴建东都洛阳是出于统治战略考虑的话，那么杨广三下江都、四处游乐就不能仅仅用贪恋美景来解释了，仅在一次巡幸中杨广的船队就有一万多艘船只。
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船的行驶全部借助人力，仅京杭沿岸为龙舟拉纤的军士、船工就达八万之众，其中甚至还有衣着艳丽的宫女，并且沿途州县还要负责供应船队的日常开销，每到一地就如洪水猛兽，其造成的损失绝不低于一场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
至于杨广心血来潮的“鹰聚长安”和“放马求种”，对杨广来说根本就不足挂齿，对他来说是回忆起来都困难的小手笔。种种这般白白虚耗掉的国家财富和民众财产应当足够再疏通、开挖一条贯通南北的京杭运河。第七宗罪——宠信无佞小人。
“上梁不正下梁歪”反映的不单是一个物理原理，同样也阐述了一个反映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学规律，幻想杨广手下能出现魏征一般的诤臣简直犹如缘木求鱼，那些稍微敢出气说话的大臣早被杨广收拾干净了，剩下的只有喘着粗气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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