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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前，杨昆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干过民工，蹲过苦窑，当过马仔，开过出租，卖过保险，搞过饭店，办过公司，销过保险……跟形形色色的人群打了多年交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早就习以为常，也琢磨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撒谎技巧，那就是各种细节铺垫都要尽可能地真实，只在关键部分稍微艺术加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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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他昆哥的原创，金大侠早在多年前便已在他的封笔之作中，借韦爵爷的金口诠释过类似的理念。
就像他现在糊弄老刘一样，除了那张存单，所有的情节都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虽然心里还有些疑惑未消，不过杨昆的年龄和外表给他加了分，刘全保最终选择相信了他的说法。
等他告辞离开，满腹疑问的刘素芬一把抢过存单，左看右看，问杨昆：“你爸啥时候存了这笔钱，我怎么不知道？”
杨昆笑笑，从母亲手里抽出那张一文不值的纸片，轻描淡写地撕成了两半，“假的。”
“假的？”刘素芬气得秀眉直竖，“这不是骗人吗，小昆你怎么能这么干？”
在心里叹了口气，杨昆向母亲解释道：“又不是用来骗钱，唬一下老刘，争取点时间而已。”
见她犹有些愤愤不平的意思，他温言劝解道：“我去打听过，别的不说，光钢筋就要2000多块一吨，就咱家现在这点家底，勉强只够打一道底层圈梁再加上围墙，连立柱的料钱都不够，不想办法欠着老刘的工钱，咱这房根本没法盖。”
刘素芬忧心冲冲地问：“你也知道家里没钱，干嘛还要硬逞能？房子盖到一半没钱了怎么办，再有，咱娘俩不吃不喝了？”
杨昆像上次那样握住母亲的右手，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我来想办法。”
具体什么办法，正在气头上的刘素芬没问，他也没说。
就是问了，他也不打算说。
昨天晚上想了一夜，做正当生意，很难在短期内挣出一笔足够盖房的钱来。
打擦边球有风险，但是回报也高。
杨昆决定去一趟南方。
海边。
国内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关税壁垒，导致了沿海地区的水货泛滥。
80年代初的电子表、尼龙布、折叠伞、录音机等日常用品，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空调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和香烟，90年代中后期的汽车、生产性原材料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在利益的驱使下，早在好几年前，有些本地商人就偷偷干起了倒买倒卖的勾当。
胆子小点的，到大城市的海关或华侨收购站找关系、托熟人，收购那些非正规进口渠道进来后被政府进行课税处理从而合法化的商品，例如海关罚没的水货，以及一些华侨或出国人员在政策允许情况下带回国内后再行转让的进口家电。
胆大的干脆直接找到源头，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收购水货，赚取数以倍计的回报，不少人借此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杨昆胆子很大。
据他的估计，乘火车去南方，倒腾些进口电器回来，就算时间紧迫，着急出手，也能小赚上一笔。
前提是不出意外。
屡次被专政的经历使杨昆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以及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第一次或许要担些风险，但只要路子趟熟了，关系打好了，以后的回报还是相当丰厚的。
杨昆打算以现有的全部家当为本钱，以五到七天为一个周期，用赚来的利润维持工地的正常运转。
等把房子盖好，立刻收手不干。
他明白贪心不足必受其害的道理。
但他不准备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母亲。
以她谨小慎微的性格，绝对不会同意他拿家里仅有的几千元钱去冒险，尤其是这种一旦被揪住就会血本无归的生意。
他打算来个先斩后奏，连夜上路，只要事情能办成，哪怕回来后被母亲狠揍一顿，他也认了。
计划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没到晚饭时间，那位本家大伯又来了。
杨昆恨得直咬牙。
咱家刚办完丧事，您老好歹活了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知道忌讳么？
身为晚辈，他没资格指摘对方什么，只有在旁边当听众的份。
对方直接把价格提高到了1万。
刘素芬明显动心了。
杨昆不放心了。
他怕自己前脚上路，后脚母亲就把地基给卖了。
站在本家伯父背后，他一个劲地给刘素芬使眼色。
她假装未见，只是犹豫再三，始终下不了决心。
杨昆憋不住了，插口问买家是谁。
大概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本家伯父说出了买家的身份。
赵一民，县办玻璃厂厂长。
杨昆知道这个人。
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尚能盈利的企业负责人，赵一民在易阳县城算得上知名人士，有头脑、有能力也有手段，和县里不少主要领导关系密切。
虽然时至今日，曾经红火一时的厂长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了昨日黄花，和诸多县属企业一样，玻璃厂也难逃日渐衰败的命运，不过穷庙饿不死富方丈，上级监管的疏忽，企业制度的漏洞，内部又是绝对的一言堂状态，靠山吃山已经逐渐演变成了靠山挖山。
像大部分企业领导那样，亏了公家，肥了自家的赵一民在几年后的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巧施手段，成功地把县办玻璃厂变成了自家的私企，以后的日子自然是顺风顺水，风光无限。
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杨昆找到了自己辍学之后，进入玻璃厂当工人的缘由。
他随即又联想到，即使没有自己从中阻挠，母亲也不会现在就把地基卖掉。
于是他开始冷眼旁观，并暗自揣测这位本家伯父能在这桩交易里谋取多少好处。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刘素芬没有马上接受1万元的报价，但也没有把话说死。
她只说要等杨昆二叔回来，全家人仔细商量以后再作决定。
杨昆的本家伯父笑呵呵地走了。
等二叔杨建军下班回到家，一家人坐下来商量此事。
杨建军的意思，1万元的价格已经不低了，不过还可以再争取一下，例如要求赵一民替杨昆安排个工作。
90年代前期的工人身份还是相当令人向往的。
相应的，进厂当工人的门槛也很高。
除非当兵复员安排、大学毕业分配，或是父母提前病退给子女腾出指标，一般老百姓想进厂，难。
但这事肯定难不住赵一民，作为厂长，安排个把人进厂工作，是一句话的事。
假如这件事能成，金额上甚至可以稍作让步。
刘素芬深以为然。
杨昆心说果然如此。
他知道二叔这番建议是出于好意。
但二叔肯定预料不到，一年半，至多两年，玻璃厂就会和大部分县办企业一样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而被迫停产。
一停就是好几年。
再开工时，厂名已经改成了“易阳县华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赵一民由厂长摇身一变成了个企老板。
后面的事都是杨昆道听途说来的，他在厂子停产的第二个月就南下打工去了。
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不能拿来当作说服母亲和二叔的借口，况且说出来也没人会信。
眼见事情正在向背离自己意愿的方向发展，杨昆由衷地感到人微言轻的无奈。
除非……
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左手。
十指纤细、修长。
可以媲美钢琴家的手。
心神交战了半天，他压下了蠢蠢欲动的念头。
两次入狱，蹲了将近7年的苦窑，杨昆打死都不想再踏进那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一步。
不到万不得以，他不想铤而走险。
最后，他只能以希望继续上学为由，拒绝了二叔的建议。
在母亲和二叔的眼里，这无疑是不成熟的表现，甚至有点撒泼耍赖的意思。
回屋之后，杨昆和母亲发生了他重生以来的第一场争执。
最终，在母亲的眼泪面前，杨昆举手投降了。
房子固然重要，可因此惹得母子离心，非他所愿。
卖就卖吧。
其实换个角度想想，这也未尝全是坏事。
起码有了一笔可供自己调配的启动资金。
杨昆不是不懂得顺势而行的人，尤其是在当前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
他只是为自己空有满腹超前意识却无计可施而感到悲哀。
转过天来，刘素芬找到那位本家亲戚，表示地基可以卖，只要能替儿子解决工作，价钱还可以再商量。
想了想，她又把杨昆的方案加了进去，不要工作也可以，价钱涨到1万5。
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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