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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捐赠
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
http://www.kmwx.net/Book/0/1/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
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3、藏书起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
(1)捐赠
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a、皇帝赐书
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一一八一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
御赐也有三种形式。
一是自动。
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九九九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种御赐。
b、官吏赠书
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四十四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c、私人赠书
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来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其先人所藏《汉书》四十四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篇》等八六二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这些都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2)自己购置和刊刻
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a、书院购置书籍
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本量,补充缺本。
b、书院刊印书籍
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与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其中以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c、书院抄写书籍
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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