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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承安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沐阳又收到一个令他恼火的消息，日本防长稻田美子在今天早上参拜了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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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阳将此情况紧急汇报国内，国内迅速做出反应，在当日的外交部发言人例会上，中国对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表示坚决反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对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公使表示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当天发表评论称，“日本政治人士今日参拜美化殖民侵略和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不能不令人愤慨。”
评论还称，只有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反省历史，才能赢得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
对此，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表示，防长参拜神社比其他阁员参拜更严重。
可是面对中韩两国的抗议，日本政府却毫不在意，日本首相安小三回应说：“对于阁僚以私人身份的参拜，政府不应插手”。日本官房长官说：“事前已经知晓，这是个人的自由。”
最后稻田美子也做出回应，说她这次参拜，主要是向英灵报告一年来的工作，并祈祷国家安宁与繁荣，对此，他不希望其他人说三道四，这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别人不应该干涉。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稻田美子抬起手轻轻推了推眼镜，眼睛里的那种轻蔑表情毫不掩饰，面对镜头嚣张的劲头表露无遗，让沐阳觉得十分恼火。
翌日，中国大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沐阳亲自到场发言。
面对台下上百位记者，沐阳严词说道：“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两国人民担忧，国际社会关注，之所以如此，责任不在中国方面，也不在日本人民，症结在于日本个别领导人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1985年中曾根康弘任日本首相期间，中国与日本达成了作为日本政府代表人物的首相、外相与官房长官这三人不得参拜靖国神社的“君子协定”。现任日本政府此前对此却予以否认。”
“日本防卫大臣稻田美子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随后，沐阳用一种讥讽的语气说道，“稻田美子在参拜后向记者表示，其此行主要是为“报告一年来的工作”、“祈祷国家安宁与繁荣”，对于这一说法我感觉十分可笑。”
“报告工作，向谁报告？向山本五**将吗，告诉他你又去了珍珠港。”
“作为日本内阁重要成员，稻田美子前日刚刚陪同安三首相在珍珠港大谈“和解”和“宽容”，言犹在耳。晚上回国第二天早上就去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靖国神社，这不仅再次反映出日方一些人顽固不化的错误历史观，也对所谓珍珠港“和解之旅”形成莫大讽刺，只会让世人对其行动和意图更加警惕。”
“人无信则不立，国无信则衰。我们再次敦促日本领导人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信守有关表态和承诺，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日本要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中方历来认为，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中日之间一个不可绕开的重大原则问题。然而，日本领导人却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无视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做出的一系列郑重表态和承诺，连续多年参拜靖国神社，还声称参拜是“衷心地为了和平”、“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别人不应该干涉”。”
“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到底是中国小题大做还是日本领导人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说道这里，沐阳的言辞有些激烈起来，也稍稍抬高了语调。
“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在二战结束前，由日本的军部管辖，是号召日本国民献身“圣战”的重要场所。如今这里不仅祭奠着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中的战殁者，还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等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罪的14名甲级战犯。这14名甲级战犯中，有13人直接参与和指挥了侵华战争。”
“而靖国神社附设的游就馆里，不仅陈列着战犯们的照片、遗物，还展示着14名甲级战犯在狱中签名的日本国旗，上面写着“太阳将重新升起”的字句。在这里，侵略不叫侵略，而叫“进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日本人为保卫日本而战的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做出的判决，成了对“真实的历史”的篡改，“对日本人的名誉、骄傲和尊严的一种犯罪”。直到最近，游就馆专门增发的中文、韩文介绍册中，仍然毫不遮掩地把被处决的战犯称为“昭和英魂”……”
“如此靖国神社，如此游就馆，哪里是日本人祭奠亡灵、悼念亲人的殿堂？分明是歪曲历史、践踏公理给战争罪犯树碑立传、鸣冤招魂的场所！”
“无论在日本人眼中还是在中、韩、东南亚等国人民眼中，靖国神社都不是一座普通的神社。它直接涉及对人类一段重要历史的评价，牵动着众多二战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关系着对国际正义与公理的认同与颠覆。因此，日本政府领导人对它的参拜，就不只是日本内政，而是涉及中日复交的政治基础，涉及日本战后重建的出发点，涉及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同时，也已不仅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成为日本与亚洲受害国之间、日本与国际社会之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