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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楊衛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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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他們同一時間，陳氏父子也因為國情的原因，在事業上飽受磨難。
他們父子倆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與子》，落入了一個難解的窘境里。
幾乎差一點就灰飛煙滅，被徹底毀了。
說起這個系列的喜劇電影，在我國電影史上所佔據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達了一個叫“二子”的京城底層小人物，在改革開放時期經歷社會巨變時，種種的無所適從。
在電影里，這個似乎就活在人們身邊的角色，一直在靠著本能的善良和質樸的天性，尋找著自己不確定的命運。
正因為這個人物的言行都是從老百姓認可的價值角度所出發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視角，真實的記錄下了當時社會飛速變化的時代狀態。
這一系列電影的影響和價值，完全可以與日本那號稱最長系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過實際上呢，作為這一系列電影的主創者。
陳氏父子在創作之初，可沒有這麼明確的目標，如此g o zh n遠矚的抱負。
其實他們想拍攝這一系列喜劇電影的真正原因，不過是因為人民群眾需要喜劇罷了。
陳老爺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
這種真誠、質樸的想法，才是他們爺倆最根本的創作動機。
此外，或許還有個不能訴之于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陳老爺子的心里，喜劇將是比較安全的領域。
沒別的，“運動”中的親身經歷，讓陳老爺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麼可能把反派演得那麼好？”了。
他既不願重蹈覆轍，更不願自己兒子以身涉險。
于是從此拒不再踫反派，一門心思認準了喜劇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不過願望雖然是好的，但許多客觀問題需要面對，“東方卓別林”這條路實在不好走。
比如說，當時共和國的電影仍是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
想要拍攝一部電影，必須由電影廠接受國家任務，或提出計劃。
經由國家批準，才能組織編劇、導演、攝制組，進行生產。
影片完成後，還要接受電影局審查。
最後再由政府管轄的發行放映公司收購，才能在全國的影院里發行放映。
另外意識形態上，喜劇片也不受待見。
在當時，陳氏父子以娛樂性為主的喜劇創作嘗試，不僅顯得太過超前，很有些“離經叛道”的味道。
況且以片種而論，哪怕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喜劇片”，地位也遠低于“藝術片”。
說白了，如同公務員一樣存在的電影從業人員，從上到下，只關心藝術成就和能否拿獎。
根本沒人在乎人民群眾是否喜聞樂見，沒人在乎喜劇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經濟利益。
甚至當時的一些導演拍的藝術片是刻意去遠離群眾生活的，他們反倒以票房高為恥。
所以在我國的電影業內，喜劇電影的存活空間一直都很尷尬。
事實上，要不是陳老爺子是京影廠的黨委成員，有一定的小權力。
不惜倚老賣老，舍了面子，親自抓了《瞧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劇本。
這兩部影片壓根就不會出現在京影廠的拍攝計劃內。
自然也就不會有“二子”這個經典的人物形象展現在觀眾們面前了。
其實，就連《吃面條》這部小品也是一樣的。
定節目的時候，就因為這個節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為顧忌不太嚴肅，缺乏思想性，沒人敢拍板讓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會經驗豐富的“紅葉”，一直厚著臉皮拉著陳培斯在沒被承認的情況下，堅持蹭車、蹭房參加“春晚”排練。
再加上黃導格外看重，最後關頭，他像當初支持谷依一樣的力挺這個節目。
如此經典的曲藝節目，恐怕也會無緣與全國的老百姓相見了。
由此可知，在這個特定的年代，陳氏父子要想把他們的喜劇真的搞成系列電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艱巨的困難。
別的不說，拍攝之初，這“求名分”的一關就先把父子倆給難住了。
因為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響和熱度，可沒用。
老爺子為了前面拍的兩部片子已經欠下兩筆人情債了。
短期內還想繼續拍攝喜劇片，是不可能再獲得京影廠支持的。
而陳培斯又是隸屬“八一廠”的演員。
軍隊制片廠對拍攝內容的要求更加嚴肅，壓根就沒有喜劇片的名額。
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得不低聲下氣四處求人，千方百計的找門路，給自己的電影弄“準生證”。可惜上趕著不是買賣啊，求人哪兒是那麼好求的？
這個過程注定會受到歧視，甚至是飽含屈辱的。
像去年，陳培斯和“紅葉”還沒走紅的時候，曾特地坐火車帶著他們自己做的劇本遠赴“西影廠”。
卻沒想到，那個因支持藝術片為“第五代導演”們集體感念的西影廠廠長，甚至都懶得出來見他們。
只派一個副廠長很隨便的翻了翻劇本，就明確的做了回絕。
“這類電影我們不做。”
再往後，陳培斯和“紅葉”無一例外都撞上了這樣敷衍的軟釘子。
于是回去之後他們疲憊不堪的一商量，只能迫于無奈地采取“先上車後補票”的辦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辦法拉來投資，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攝電影再說。
他們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來的運氣上。
認為或許拍完了電影，“名額”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準人家也是怕給了“名額”，他們再提出資金和演員的要求，這才借口推脫的。
也正是因此，隨後才有了“紅葉”和陳培斯借著洪衍武婚禮賣人情，然後請客吃飯找他拉贊助的事兒。
可誰能想到啊，等好不容易拉來了投資吧，劇組也憑著四處求人攢起來了。
他們甚至在年初的時候，還憑借《吃面條》擁有了名氣，讓他們的電影前景變得更有保障了。
但偏偏到了現在，電影開拍過半，卻飛來橫禍，他們居然被人舉報到了電影局那里。
上面馬上勒令停止，不許他們再拍了。
這一下陳氏父子可是著了大急了。
他們四處尋求門路啊，想要疏通關系，取消這個限令。
可負責處理這件事的主兒，卻耍上了官僚主義那一套。
咬死了政策，口口聲聲說任何電影必須掛靠電影廠才能拍，否則就是拍出來也不予發行。
還說看在陳老爺子是個老同志的面子上，才沒有嚴肅追究攝制組所有人員的責任。
這已經算是寬大處理了呢。
眼瞅著就要“師出未捷身先死”。可泥人兒也有三分土性啊。
說句實在話，身為父母的，就沒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往往牽扯到自己的事兒或許能忍，可看見孩子的心血就要付之東流，當爹媽的是忍不了的。
所以陳老爺子得到這個不講情面的反饋，也是真動了肝火了。
老頭兒索性豁出去了，直接跑到電影局拍了桌子。
沒想到這看似不顧身份的莽撞之舉，卻奏了奇效。
敢情老爺子別看是靠反派成名的，但現實生活里人緣好啊。
這事兒一鬧大吧，讓不少影壇的老同志都看不過去了，有過問的，有求情的。
讓電影局礙于情面，反倒不能不放這部電影一馬了。
這樣最終，電影局就決定讓“中影公司”收了這“沒娘的孩子”。
也就造就了我國有史以來唯一沒有廠標的電影。
可即使如此，陳培斯也高興不起來啊。
因為首先，這麼折騰了一個溜夠，停演了個把月，人都散了。
道具、設備還得重找，經濟損失實在不小啊。
真要想再組織起班子把電影拍完，資金又不夠了。
其次，是電影局這次收購《父與子》純屬無奈，同時還下了“下不為例”的警告。
這樣陳培斯已經創作出來的第二部續集的劇本，肯定就沒法再用這樣的辦法拍攝了。
所以他還得再去求人，給他的第二部電影要“準生證”。
而參與一同創作的編劇，專為此事找到了“長影廠”那邊。
“長影廠”倒是覺得劇本有潛力，表示同意接拍。
但卻又否定了父子搭檔的這種喜劇模式。
他們要求電影必須展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說不能以喜劇人物為主角，一定要是一個正面的人物。
因此決定要把劇本改成政宣劇，連電影也要改名叫《嘿，哥們》。
這樣，陳培斯便面臨著一個怎麼都窩心的艱難選擇。
到底是要讓自己的心血徹底白費？還是把“孩子”送給別人，由著人家去任意打扮？
最後，就連“八一廠”都開始給陳培斯施加壓力。
說今後不許他在外面折騰了，要求他好好專注本職工作。
而陳培斯的處理方式正如他所扮演的“二子”似的，特別直截了當。
居然主動扔了鐵飯碗，連授餃和分房的名額都不要了，毅然決然從“八一廠”轉業。
為了堅持喜劇的理想，就連當初錄取他的“田阿姨”勸他回心轉意，他都沒動搖。
只是父親雖然理解他，可家里的媳婦卻不干呢。
老婆哭了好幾天了，說他是“名滿天下，卻身無片瓦”，很為今後的日子發愁。
這下陳培斯倒是有點含糊了。
因為雖說他眼下能靠著“走穴”撈錢，可畢竟不穩定。
而且一直負責組織演出的“大貓”（劉曉芩）都出事了，似乎就要因為“走穴”被嚴懲了。
那這事兒今後還能不能干，能干多久也就說不準了。
他也怕有個萬一，老婆孩子跟著自己受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