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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被压在无遮无挡的道路上被动挨打,就象被捆住蹄爪或者关进狭小笼子里的猛兽,坚牙利齿和浑身蛮力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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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低身子,瞄准了开枪,瞄准了再打。”军官们不断高声提醒着,以便使头脑发热、热血奔涌的新兵能够少浪费几颗子弹,少牺牲几个生命。
远处密集的枪声微弱下来,一会儿又在更近的地方猛烈响了起来,另外一支部队在消灭了鬼子的搜索部队后,沿着大路攻杀过来,与大路两侧的部队一起,象卷起一张草席一样,步步前进,将“草席”之中的“蝗虫”压得粉碎。另一边的枪声也在激烈的响着,鬼子的退路已经被截断……
硝烟已在风中飘散,但呛人的烧焦皮肉的恶臭和血腥味还停留在空气里,公路上弹坑遍布,死状各异的尸体,狰狞恐怖的死前挣扎,让人记忆深刻。鲜血、碎肉、残肢、断臂到处都是,这真是一幅震撼无比的修罗场。
与新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连、排长都若无其事地走在战场上,指挥着士兵收取缴获,打扫战场。
一个满身血迹、肚肠满地却还没有死去的日本兵,仰身躺着,低声发出呻吟,这个家伙渐渐陷下去的眼窝里竟汪着泪水,挂着血沫的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没那个狠劲当个屁兵,回家抱孩子去吧!”一个班长训斥着站在鬼子旁边犹犹豫豫的士兵,伸手捡起地上的一枝带着刺刀的长枪,上前要做个示范。
这个士兵被骂得面红耳赤,一咬牙,抢先向鬼子刺去。噗,刺刀狠狠刺进了鬼子的胸膛,鬼子两只眼睛瞪得很大,望着眼前的士兵,眼中的光芒逐渐黯淡。
对敌人没有怜悯,特别是对日本鬼子,这些被灌输了武士道的人形野兽,不配活在世上。杨天风和与鬼子恶战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对于新兵,他们显然还需要铁与血的锻炼,或者在领略到鬼子的残忍之后才能杀人如麻。而这,才是杨天风最需要的铁血战士。
正如杨天风给军官们所讲,日本战争潜力不足,却偏偏“贪心不足蛇吞象”,广袤的土地,漫长的战线,已使用到极限的兵力,成了他们的致命伤。
虽然在全力以赴地准备迎战鬼子的冬季扫荡,但新七军也不是全部停止军事行动,而是主要采取打冷枪,小部队袭扰的轻微行动,在消耗杀伤日军的同时,更是以战代练,增加新兵的战斗经验和杀气胆气。
其实,越是普通的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几乎所有有良心的国人的怒火。而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为新七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感觉可能不舒服,但想到了被残杀的战友或同胞,就会渐渐变得冷酷无情,就会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日本鬼子。
复仇狂热能遮蔽对死亡的恐惧,虽然这种遮蔽有时是暂时的,但却足以使一个菜鸟跨越杀人的心理障碍,向着成为杀人机器的道路迈出坚实的一步。
小战不断,一方面是锻炼队伍,一方面则是对鬼子修路蚕食的反击。萧县、宿县是鬼子向根据地蚕食的两个大据点,直接威胁到永城、蒙城。根据地的东线压力大增,为了有效遏制,杨天风调兵遣将,甚至将特战队的大部东调,与鬼子展开针锋相对的争夺。
而对于陇海路北鬼子的以“路”制人,杨天风则在加强情报侦察的同时,加大了对抗日武装的扶持帮助的力度,包括八路军晋冀豫、冀鲁豫两大军区,以及国*军的游击部队,都获得了地雷、钢拳等武器弹药,用以与鬼子进行战斗争夺。
已经升任为萧县驻军司令的宫本,一直被杨天风视为大敌,如果是正统的鬼子军官,他可能还不是太重视,可特务出身的宫本,却有着狡猾、狠辣的本性。这从他大力推行以“路”制人的政策,以及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就可以看出。
他不只是单纯的修筑公路,加强铁路,更有着变化的手段。以修路为例,宫本便使用了四种方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县城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抗日武装难以接近。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修筑数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给抗日武装惯用的伏击战术增大了困难。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象炮楼,又象城墙。
……………
杨天风阅看完情报,若有所思地望向挂在墙上的地图。
地图上还不明显,但已经渐显端倪。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线、细线。粗线代表着铁路,细线代表着公路。而在将来,粗线与细线将会更越越多,密密麻麻地象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其上。到那时,那些黑线所编织成的巨网,就会象是正等待着猎物,给人以十分压抑而沉重的感觉。
缺乏攻坚重武器的抗日武装,包括华北的八路军,将难以抵挡鬼子据点的不断增多,铁路、公路的推进延伸。对此,杨天风是比较肯定的。但鬼子这种撒豆似的分散用兵,也存在着很大的弱点,将来会被八路军抓住,杨天风自然更不会放过。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杨天风微微眯起眼睛,冷冷地一笑。随着门响,他转过头去。
“军座,时间快到了。”参谋林存孝走进来,提醒着杨天风。
杨天风点了点头,把桌上的文件简单收拾一下,穿好军装,迈步走了出去。
新五军被撤除番号,以暂编第25师的新番号被并入新七军,原军长孙殿英,副军长邢肇棠、康祥,以及各师旅长,都接到国府命令,一些人前往重庆参加将校特训班学习,一些人则可以留下来,但职务将由军长杨天风分派。
换而言之,这些人被解除了兵权,以后如何分配,是继续领兵打仗,还是以闲职供起,都是未知之数。谁都清楚,这是国府为新秀杨天风在扫除整编的道路。但命令一下,他们又不能不服从。况且,在敌后坚持作战,困难很大,他们即便想把部队重新拉回豫北,也要担心官兵不愿走,也要担心开封周边的国*军借机收拾他们。
所以,孙殿英等人只好一边走门路,一边不得不按照杨天风的建议、第一战区的命令,一个团一个团地把部队陆续开到柘城接受整编。他们也知道,杨天风不会把这些部队编成一个师,但又有什么办法。
令杨天风稍感到意外的是,孙殿英竟然接受了新七军副军长的任命,带着一些亲信军官留了下来。对此,杨天风与手下商议过一番,觉得这可能是国府的制衡之道,让孙殿英这个视蒋委员长为“再生父母”的家伙来监督、制约一下杨天风。而孙殿英的心理,则比较复杂,难以琢磨。
兵都没了,就凭这二十多人,能限制、监督我吗?杨天风对此有些不屑一顾,但命令总是要听,新任的副军长的面子也要给,今天就是他要去迎接孙殿英的日子。
其实,对于这个副军长,杨天风倒不是很忌惮,很鄙视,很那个什么。只要不碍手碍脚,他也不会强烈排斥。至于孙殿英后来投降日军,当了汉奸,那是历史上的事情,难道就不能改变?而且,他还有请孙殿英知难而退的手段,名正言顺,也不复杂。
至于背着东陵大盗之名的孙殿英,其在抗战初期中期还算是英勇顽强的。比如赤峰抗战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日军拼杀近月。在冀南、豫北的敌后作战中,虽然狡兔三窟,也与日军多次作战,直到一九四三年被日军重兵包围才投降。
而要从孙殿英的人生轨迹来看,他倒不是想当汉奸,而是出于他的处世哲学和人生信条。就象在赤峰抗战时,他的设想是不论胜负如何,也能落个民族英雄的美名,但却不是破釜沉舟、决死一战的绝决。
战前,他在营以上的军官会上说:“我们部队确实有不少污点,有人骂我们是土匪队伍。这次去热河抗战,正是洗刷我们污点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象样儿地****一场。可是,抗战必败,我们不能完全牺牲在那里,要予先计划好退路……”
没错,就是留退路,就是不能破釜沉舟、视死如归。而象孙殿英这种处世哲学的国人,无论何时,都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