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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廷中枢回迁长安,长安城再次活力焕发,变得更加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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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几年,在行台的治理下,虽然长安城市井风貌也大有起色,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较之贞观、永徽时期还是颇有逊色。毕竟行台虽然独大于陕西,但终究不算真正的国家中枢所在,上层的政治纷争也难免会给民间带来不小的影响。
类似长安城这种等级的存在,繁荣与否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大凡有一方面的因素不到位,都不足以将整座城池的潜力都完全挖掘呈现出来。
如今海内重归一统,社稷恢复秩序,大量时流也都伴随圣驾前后涌入了长安城中。不过如今的长安城,较之他们记忆中还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差异大可留待日后慢慢体会,首先需要解决的还是基本的居住问题。特别是对一些随驾官员而言,朝廷重新返回长安,他们当然也要在长安城中各自置业,基本生活稳定下来,才能安心于事,谋求仕途上的进步。
朝廷当然也考虑到了官员们的居住需求,所以在大礼结束后的犒奖过程中,赐给宅邸也是一项重要的奖赏内容。基本上五品以上的官员,人人都获赐宅邸一所。但这也仅仅只是满足了一部分需求,毕竟五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才占了主流。
有关这一点,朝廷也并非全无准备。早年长安城中轰轰烈烈搞了几年清算勋贵的工作,在城中百坊收回了大批的宅业,如今则就按照百司各自需求比例划给诸司,然后再由各司以市价稍低的价格租给各司官员、供其居住。至于所得回款,则就充入各司公廨本钱中,以应付日常的福利发放。
此前朝廷针对群臣赏赐出大批的财物,以至于府库都略有空竭。现在通过这么一运作,困境便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官员们可以各自拎包入住本廨公宅,避免了奔波置业的劳累辛苦,而他们各自手中赐物也得以回收上来,可以维持各司日常基本运作。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朝廷这种解决方案,毕竟官员群体本身就属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对于基本的起居环境自然也就难免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还是有许多官员并没有选择入住公宅,而是打算在城中另觅住处。
可是在经过一番访问后,他们才发现长安居大不易。本来长安城规模便比东都洛阳大了许多,哪怕在城池最为繁荣的高宗时期,城中百坊都没有住满居民,特别是西南诸坊有许多整坊俱空,居住需求并不紧迫。
然而如今再看来,长安城却是百坊满盈,几无闲地。甚至就连最偏僻的坊区,都住满了民众。至于一些贵坊热地,则就更加的一屋难求。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则是大量的宅业收为官有,二则就是原本行台政令对居民附籍的刺激。特别是去年行台民爵赐给与丁权发授,规定只要役满五年,民众就能因户籍所在而获得众多的惠利。
从垂拱年间一直到行台分陕行政时期,两京之间本就是人员高速流动。大量关西民众被迁到河洛地区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行台方面又极为重视流民入籍,所以其中大部分民众又重新流回关中。
虽然行台是鼓励民众各归原籍,但无论是实际的路程还是州县编籍安置的效率、都远远比不上长安京畿所在。再加上行台在长安城周边开设了大量的官造工坊,也急需劳动力的补充,所以许多民众干脆就选择落籍长安。
随着行台民爵、丁权的发放,籍户们的黏性被进一步拉升,许多人都盼望着能够成为真正的长安人,享受户籍所带来的种种惠利,更加不愿意放弃如今所拥有的宅业。
当然,具体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充满着各种利弊权衡,只要价钱给得高,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当原本价值不过千数钱的偏坊半亩草屋都叫价百数缗的时候,这买卖似乎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听到当地居民狮子大开口的报价,许多后来的买主都不免气极反笑,只觉得这些人脑筋有问题。
然而卖主们却仍振振有词,拍着自家摇摇欲坠的柴扉不无自豪道:“客人所见只是半幅草屋,但对我家却是兴家之所!再过四年丁权到身,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知我家不会青蒿立梁,也出一位明经、进士?现钱百缗,已经是冒了家道中落的风险,再要削价,那真是谈不得!”
买主们看看那格局狭促、几根虫蚀烂木支起的草房,实在观察不出还有什么继续家道中落的余地,但屋主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也实在让人好气又觉好笑。
这种坐地起价的口吻,当然只是刁民无赖习性,但其背后所仗恃的,还是对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众志成城,长安城哪怕一块臭水沟烂地,那也是价比千金!守住此处家业,哪怕此生穷困潦倒,谁知几代后不会门前列戟?
寻常市井间风气已经如此,至于城中那些贵坊、名坊,买卖双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热闹。长安城虽然规模雄大,但讲到宜居性却并不如东都洛阳,但这只是整体上的一个差别,具体到一些特殊的坊区,还是很有可比性的。
城北诸坊因为地近皇城,所以是当之无愧的贵坊,早年间便是勋贵名臣扎堆居住的区域。不过如今城北诸坊住户大部分都遭到清洗,朝廷划给百司的官廨公宅大多数便集中在这一片区域,也是为了保证百官免于奔波之苦,上下班方便。
但贵坊未必宜居,否则皇家便不会放着好好的西内太极宫不住,又劳工费力的另造大明宫。真正讲到宜居,还是城东万年县乐游原到曲江池这一片区域。此境地势颇高且水域不少,自然也是城中置业的上佳选择。
因此许多随驾返回长安的朝臣权贵们,便将视线落在了这一片区域中,或是派遣家奴,或是亲自前往游访,挑选符合心意的住宅。
不过他们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眼挑花了、钱不够了。城东诸坊大凡能上眼的宅邸,价格都已经超出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畴,而且交易起来要更加繁琐。
当然,对于真正的权贵而言,市场价格从来也不会对他们得到自己心爱之物形成阻碍。权力变现,有着各种各样的途径。甚至都不需要他们掏钱,只要流露出对这宅邸感兴趣,自然会有人拱手奉上。
千百年来,世情如此,哪怕此世也不例外。所以城东诸坊的宅业易手频率,反而较之普通坊区还要更加频繁。
但是很不巧,如今长安城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存在,那就是平阳公武攸宜。武攸宜如今官居太府少卿,总掌市易平准事宜,同时兼判社监署事。前者让他有足够的权力干涉城中宅业买卖事宜,后者则让他有足够的耳目监察相关事宜。
武攸宜这个家伙也是一个异类,神都革命中大难不死,早早的便投靠了当今圣人,非但没有遭到闲置冷待,反而在行台中混得风生水起。如今新朝新秩序,同样又获得了一个实权要位,大把热情亟待发挥。
最开始,武攸宜在长安城园宅买卖的热潮中还乏甚存在感,可是当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以钱五十缗购得永乐坊数亩园宅、因乱市而被判令归还时,等待多日不见执行,武攸宜亲率府吏直入坊中,拆门拖走。
这件事自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甚至就连圣人都亲自过问,群众们也都纷纷观望事态发展。事情最终结果则是姚元崇勒令儿子归还园业,圣人则亲赐甲第一所供姚氏子弟立业成家,以示对姚元崇爱护,但却并没有追惩武攸宜。
经此一役,武攸宜“拆门少卿”之名响彻京畿,而城东诸坊围绕园宅所滋生出的官商贿结之风一时间也为之肃然。而且在武攸宜的建言下,朝廷于太府寺再设宅厩署,专门负责管理园宅买卖相关事宜。
当然,武攸宜也绝不是什么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之人。在宅厩署设立之后,便亲自参与拟定《宅厩式》,相关令则二十多条,从头到尾突出一个重点,那就是要钱。
长安这样的大城,本不该因为园宅住所而产生什么纠纷,可是随着籍民激增以及宜居住所的稀缺性,已经到了不设法监管便会乱套的程度。
当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是人之本性,不该加以压制,但若以此投机炒热、牟取巨利,又或官商勾结、权力变现,则就必须要管。
而且,《宅厩式》的颁行,还给目下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直接开源创收,极短时间内,便从京畿过热的宅业买卖市场中抽取税钱巨万,也让这种风气为之一敛,不再像此前那样滥无节制。
对于武攸宜的这一次行为,李潼表示很欣赏,但他也没有想到,很快报应就降临到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