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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居两日后，到了第三天黎明之前，李潼便秘密返回了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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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是他担心自己若再住下去、会从慰藉相思的良药变成药渣，实在是如今他这一身份实在难有太多私人的闲暇时光。
  返回大内后稍作休息，便到了常朝的时间，李潼便又匆匆换装、直往中朝宣政殿而去。
  如今朝中的常朝就是按照三日一朝的频率进行着，除此之外，例行的小朝那是每天都要举行，诸司官长与供奉官们碰头磋商讨论时事，由宰相在外朝堂负责主持。如果遇到皇帝重点关注的问题，李潼也会出席这样的小朝。
  靖国时期结束后，朝廷进入了一段有序休养的时期。外事方面，除了仍在进行的东北战事之外，其他地方基本平稳，包括以军功拜爵的宰相姚元崇，都不赞成眼下这种情况持续对外用兵。
  李潼也不是好斗成性，当然明白频繁的战争给国计民生带来的伤害。所谓三年勤耕才有一年之储，上半年连续的动乱战争的确是让国力亏空极深，也赞同未来几年时间内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就算有一些边事小衅，也主要寻求别的方式进行解决。
  这种对外战事上的稍作收缩，也并非胆怯的表现，主要还是出于成本与回报方面的考量。
  大唐幅员辽阔、体量庞大，坐拥天下最为丰富的耕地，只要内部资源得有优化配置，所带来的回报便是惊人的。至于周遭诸边，尽是一窝穷横玩意儿，想要走以战养战的路子实在是走不通。
  所以在周边没有强大对手敢于明确挑衅的情况下，进行内政改革、等待技能冷却完毕，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恢复国力的方法。
  当然，君臣之所以持此观点，也在于目下边情态势尚算平稳。如今大唐周边称得上战略层面对手的，无非突厥与吐蕃而已。
  三受降城攻防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突厥已经很难再肆无忌惮的闹乱北疆，东受降城一败更让突厥实力大损，不要说再与大唐正面为敌，哪怕转向别的方向发展，都会因实力的锐减而波折重重。
  至于吐蕃方面，其君臣内斗态势越发剧烈，反观大唐则就提前走出了内乱的泥沼，完全可以据此优势在双边关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眼下大唐内部虽然恢复了平稳，但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不少。两衙军事体系崩溃，亟待改革重建，在中央宿卫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之前，不再加大边军的投入建设，这也是需要保持一定战略收缩的原因之一。
  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此前魏元忠所提起诸外州县下才充位的问题也亟待解决。诸道黜陟使悉数归京后，所回报的情况也都不够乐观，大大小小各种问题极多。
  问题虽然多种多样，但若找一个能够集中体现的突破口，终究还是吏治的人事问题。朝廷在选派州县外官方面，必须要比以往更加用心，不能再像往年那样以流贬人员搪塞充事。
  方法说来简单，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并不容易。毕竟重内轻外的国策施行年久，京官无论待遇、机遇还是前景，都要远远超过了地方上的官员。就算一些在朝廷中枢能称以干员的能臣，在使派地方后是否还能保持以往的积极性，这也是存疑的。
  历史上武周中期，有鉴于地方吏治的混乱，朝廷甚至以宰相领衔，选派十几名在朝高官前往外州担任刺史，但一番施行下来，能够在地方上有所建树、政绩不错的也寥寥无几。并不是说这些人才能不足，只是在外放入州之后，大半心思都用在运作归朝上，十分的精力未必有三分能用在地方政治上。
  想要提高地方官员的积极性，那就需要在方方面面给予刺激，起码要保证他们的待遇、前景不差于、甚至要胜过京官，才能保证这些官员能安于所治，在地方上努力经营。
  但要做到这一点，又与朝廷重内轻外的国策有所相悖，尺度如何拿捏，需要进行小心探索。一旦矫枉过正，那可就不再是积弊难除的问题，可能就会埋下更大的祸患，引发更大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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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冬集铨选，是朝廷最重要的选任典礼，至于今年作为新朝首次铨选，意义则就更加的非同寻常，可以说对日后数年乃至十数年间的选礼都有着深刻影响。
  尽管李潼与诸宰相都有着一颗热切的兴治除弊的心，但在讨论许久之后，还是决定今年的铨选不要做太过猛烈的改动，先从一些小处改革以观成效，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去触碰、梳理一些顽疾。
  所以相比较往年，今年的铨选也只是大同小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规模扩大许多，凡所选人不拘守选年限、俱可参选。这也是新朝仁政的应有之义，搜扩新旧官人统统加入到朝廷的选礼中来，也是对朝廷法统大义的宣扬重建。
  当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也是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比如在括定参选资格的长名榜拟定方面，以往是以在朝官员以及诸荫子当先，剩下的才从州县选人中补录。这也就造成了州县官员十几年不得迁、或者久守不授等现象。
  至于今年的长名榜，则就引入了循年资的标准，特别是就任外官履历的考评，在年资中占了极高的比例。这样一个改变，让起码两千多名本来无望预选的选人们也获得了参选的资格。
  当然，由于今年的长名榜实在太长，像河东、河北等地因为闹乱的缘故，州县各级官员都出现了大量的缺额亟待补充。所以尽管在拟选榜单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在具体名单公布出来之后，所带来的影响被冲淡许多。
  循资格作为一种选官法，虽然常被诟病，认为过于死板，并不能准确挑选出真正的人才，许多才能平庸者却靠着熬年资而窃居高位。
  但任何一种制度才讨论优劣性时，都必须要考虑到其操作性如何。在抛开才能、家世等各类因素后，年资长短就是一个最公开、最公平的标准。
  而且在朝廷监察、奖惩黜陟制度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年资长短对官员的行政能力就是一个直观的体现，真正才能猥下的人，早在监察、黜陟过程中就被筛出掉，也很难获得较长的年资。
  更何况朝廷每年补录选授官员，都是以数千计，要在短短两三月之间完成，无论是皇帝还是选司官员们，也都没有精力与时间去逐一过官审察，只能通过一些直观的标准去判断选人。年资并不是最灵活的，但却是最合理的。
  就像后世许多高校学子吐槽高数实在折磨人、且实用性不高，但这一门课程本也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一般困境才开设，就是一个纯粹的智商游戏，以此形成一个直观标准判断优劣。
  通过铨选资格标准的调整，虽然能够在年资方面给外官们提供一定的保证，让他们宦游年资更有价值。
  但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弊病的，毕竟早年许多获罪的流人贬人就事偏远州县，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加上监察力度的不足，所以想混出一个较高的年资履历还是不难的。这一部分人若不加审辨，又会得到新政施行的便利，轻轻松松混到高位上来。
  特别是地方上一些佐员判官们，更是这种现象的重灾区所在。
  比如通泉县大街痞郭元振，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光景，只要能将县令主官安抚好、不上发其劣迹，就能舒舒服服的当个害群之马，哪怕朝廷派遣诸道御史采风观政，主要关注的重点还是州县正官，对这些判官佐员则就难以深入了解。
  当然郭元振是大器小用，一俟抓住机会便能青云直上、建功立业。但是更多的州县佐员判官，则就只是单纯的混。
  针对这种监察制度的不到位，李潼也跟诸宰相们讨论良久，决定暂时不宜正面触碰这个问题。比如将监察区细作划分，或者频繁派遣御史。
  这一类的举措虽然能直接收见成效，但却会造成地方官员群体性的恐慌，使得本就存在的吏治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治大国如烹小鲜，用力过猛必然会适得其反。
  当然已发现的问题也决不可视而不见、继续姑息，虽然不宜正面触碰，但却可以从侧面突围。在经过一番讨论后，朝廷决定在道与州之间再设立一个新的执行单位，暂且称之为路。全国州府划为三十四路，但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宜，而是只负责督学事宜。
  朝廷分遣三十四路督学使，以监督管理州县设置官学，选教学子。等到各路官学初见成效，便可以顺势将诸州府选举贡人的权力集中于各路，从而再循序渐进的将一些行政权、监督权等加诸于此，最终形成“路”这一级新的行政单位，改变地方行政结构的划分。
  说到底，唐代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设立已经逐渐不再适合大一统且体量庞大的帝国统治。李潼他四叔李旦就曾经设想将天下分设二十四个都督区，以诸都督分掌事则，但因这样的划分难免会让诸都督权重一方而作罢。
  唐玄宗天宝时期，也曾一度将天下诸州改为郡，尝试籍此将地方行政秩序进行新的划分与改变。但是随着渔阳鼙鼓动地来，盛世因此夭折，这一次州郡名号的改变往往被后世与隋炀帝类似的举动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天下州府三百余，若再加上边防地区与羁縻州府，那数量还要更多。
  这么多的行政单位，哪怕天下承平、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日常所产生的行政事务也是极为惊人的，若统统都由中枢朝廷进行对接处理，无疑就会造成效率低下、统治粗疏，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隔阂更深。节度使这种非常规的直派使员，就有了侵夺地方事权，借机做大的余地。
  不过大唐这种地方行政格局的产生，也是魏晋以来长达数百年乱世碰撞磨合最终所呈现出的一个结果，贸然改变、妄图一步到位，是很难获得正面的反馈与效果。
  所以李潼选择先从劝学教化这一方面进行尝试，一边建立、一边磨合。他大位新得，春秋正盛，是有着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地方行政区划的改革，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日拱一卒，不必急于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