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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月,天下各国都忙着处理内政,对于征伐都不太热衷,难得出现一片和谐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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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借由州县合并,开始重新对岭南数十州进行人口清查,以及土地丈量,装了几年的李嘉,终于开始对地方开始下手。
而这口子,第一个就开在了建武镇,皇帝自己的老家。
皇帝亲自命令下,邕州李氏直接交代出了一千多户隐户,以及两千典故,土地则有三百多顷,按照纳税额标准,一次性就得缴纳三千多石的粮食,光是李氏,就能让邕州财政富裕一阵子。
有的皇帝带头,自然无人敢放肆,再加上建武镇是李嘉的大本营,自然了解一清二楚,那些大户豪强一个个都被点了名,转运使司衙门与射声司一起上门,谁受得了?
由此,光是建武镇,检地而出约百万亩,新增户籍(指隐户)约两万户,预计每年赋税新增十余万石,建武镇成为承天府外,第二大纳税户。
为此,李嘉按照规矩,新设岭西,以邕州为首府,辖邕、桂、容三管,西北十数州,基本上以唐时的岭西节度使、邕管经略使的地盘,与现代广西相差不离。
而既然有了广西,广东自然也就不远了。
于是,李嘉又设岭东府,除了承天府外,以夺于湖南的贺州、连州,以及封州以西,数十州为一府,府治设在广州,毕竟是京畿之地,需要严加管控,如河北于北京,既不能革新,也不能太传统,拱卫京师为要。
说实话,新设的两府,基本上是以现代的为基本盘,地方虽然大,但人口却很少。
以南平为核心的荆南府,人口就达到了七八十万。
如果按照合并州县后的估计,岭西岭东两府,各有十数州,去处承天府的三十多万人,每府的人口至多与荆南府差不多,岭南之地,新增人口能多个二三十万。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春耕时分,耽搁不得,所以必然要出动,走出家门,隐藏不得,不然荒了半年,就得饿肚子,借着天时与朝廷的压力,虽然人口编户困难重重,土地丈量艰难险阻,但依旧缓缓地开始进行。
百姓们有的忙,朝廷也有的忙,但李嘉却不得闲,他准备完成多年的夙愿,开始修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要想富,先修路,在和平时期,的确有道理,但战略上,却是极为重要的。
一般在王朝末期,承平日久,兵卒战斗力自然衰落,但再怎么衰落,也比普通百姓强,所以一开始的起义部队,是对付不了官兵的,毕竟是物资规模都比不过。
后来之所以壮大,则是清剿不利,逐渐坐大,明末就是如此,没钱维持驿道,自然道路废驰,行军困难,往往还没到,人家就转移了。
比如,邕州与广州相距上千里,若是出现乱匪,如李嘉起事时调虎离山,地方兵弱,只能出动中央,往往却难以及时赶到,于是只能加强地方,但又会导致地方坐乱。
所以,从秦朝开始,每个新建的王朝都是大规模的修路,重视驿道系统,这是朝廷的血管,只有崇祯没钱,才敢裁撤,一般的朝廷也只是废驰罢了。
比如,安史之乱爆发后,范阳至长安相隔三千里,6天后叛乱的情报即传至长安,可见驿站传送速度之快。
扯远了,回归正题。
在古代,修路一般是夯土,把土砸实,亦或者用熟土,像秦始皇兵马俑那,都是把土用火炒一遍,这样不会有虫或草,保证了土的质量。
当然,若是在重要的道路,比如御道,则是青砖而垒,格外的重视。
但这些姑且不说人力,但成本都比较高,而且如夯土、熟土等,又容易损坏,修理也难,当然,只要不计成本,如秦驰道一般,上百年都难坏。
但,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在汉代,就有像现在的地板砖一样的地砖,也是用黄土烧制,很硬,古代没有什么重型车辆,完全能满足日常使用。
而且修筑成本、维修成本都比较便宜,缺一角就补一块砖,下雨也不容易泥泞,起风也没有风沙。
关键是动用的人力物力少,烧砖只需几百人,格外的方便,不需要挖山取石什么的。
因此,总结一番后,李嘉决定以砖路为要,开始大规模的烧砖铺路。
以砖铺路,再添上细沙和石子,可不就完美了那?
计划中,有府道与县道之分。
从邕州至广州,从广州至长沙,一横一纵,跨府道路,称之为府道。
而州县相通,又称之为县道,标准自然大为不同。
府道是大动脉,要求高,标准基本是宽十丈(三十米),两边种树,修有明渠,路上每隔一里埋一块石碑,标明所处位置,每隔三十里,设驿站,每个一百五十里,设大驿站。
县道自然不需要那么宽大,三丈就够了,驿站也是如此设置。
驿站主要是供公务人员出差时投宿用,不接待一般百姓,也兼顾了兵站、仓库、物流、邮递的任务,分别有不同部门负责,还暗藏了监督各地的情报人员。
当然,为了便利百姓,每个驿站邻近的土地,交给商人开铺子,或者旅店,或者酒肆,哪怕经营皮肉生意,只要付租税了,都可以经营,其钱财用来维持驿站自身的日常,维护道路。
为了避免驿站招劳过度,或者官吏勒索过分,所以李嘉又规定,只有五品一下的官吏,有公务在身的官吏,才可以报销费用,其他的探亲、归乡,以及其他目的者,不能居住在驿站,只能去旅店。
唐代驿站的最高直属管理机关为六部之一的兵部,并设有“兵部驾部郎”专司全国驿站之管理。根据《唐六典》卷五载:
“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
对此,李嘉不敢苟同,官僚主义对于驿站的侵蚀,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而然,浪费消耗颇多。
皇帝一改唐法,直接让少府监管辖驿站,以货殖之法,让驿站保持独立性,长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