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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申明：本章主要讲经济和财政政策，觉得枯燥的朋友可跳过不看，以后不觉突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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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室殿内，刘彻看着屏风上描绘的寰宇四海图，莫名有些喟叹。
汉军今岁连番对外用兵，倭岛，东岛，再加上国力不弱的巽加王朝，大汉动用的兵力超过三十万，堪称海陆齐上阵。或许尚算不得穷兵黩武，但刘彻仍觉着随着掌权日久，自身已渐渐有些好大喜宫的苗头了，至少确实是急功近利的。
他虽是暗自警醒，却也不欲改变既定的军略，盖因有不得不急的理由。
华夏先人何其智慧，早已懂得“民不患寡患不均”的道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无疑是造成阶级对立的重要原因。
大汉的工商业愈发蓬勃，且在刘彻有意无意的推动下，已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倒非是“滋油”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大汉尚处于帝制封建阶段，刘彻虽不至吃饱撑的，鼓动臣民革掉自家的小命，却也不吝于搞搞“大汉特色的资本主义”，好歹为后世子孙多考虑些。
滋油，法制，皿猪，选举，四者是不能划上等号的，有着各自的意涵和实现方式，后世公知愤青不知是真分不清，还是刻意混淆，甚至把选举制和皿猪都等同起来，这无疑是很可笑。
若真如此，原始氏族部落采取的才是真正意义的选举制，多么皿猪，多么滋油啊！
民众真正的滋油，是要建立在法制保障的基础之上，健全法制，执法公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滋油，而想让民众遵纪守法，就先得让他们吃饱穿暖。
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今的大汉谈甚么选举制都特么扯淡！
资本主义和帝制政体也非不可兼容，不是指后世的甚么君主立宪制，而是变相的元首终身制乃至世袭制。
（因涉及太多政治分歧，本书就不多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搜索相关文献，应该会有所收获的。）
言归正传，大汉已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对推进工业化进程无疑是好事，正如后世华夏要富强，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中国特色的xx主义”。
然正因如此，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迅速加剧，世家权贵们在章台窑馆豪掷千金，眉头都不带皱的，然大多老百姓才刚能吃饱穿暖而已。
刘彻不是神，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缓解，以便用空间换取时间。
如何缓解？
后世诸多政治学家已形成大致的解决方案，无非二者，维持民众生活水准的高速提升，或是将内部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
用这两个方案，撑到社会物资生产极大化时，就可以大幅消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矛盾。
大汉现下要如何执行这两个方案？
没错，对外战争！
对外战争不但能转移内部矛盾，还能掳掠回更多奴隶，为大汉工业化提供急需的廉价劳动力，亦能消化粮食等民生物资的过剩产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可继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准。
大汉百姓还是很淳朴的，自要觉着今日比昨日的生活好太多太多，就颇为知足了。
依照刘彻的盘算，若朝廷把握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不让百姓受到过多盘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一成，想来就差不多了，然若是增速放缓就麻烦了，譬如……你们懂的。
仗不打不行，或许即便大汉完成基础工业化，还得继续打，不停的打，就如后世美帝般，没事找事也得打。
然也要谨慎，不要穷兵黩武，打仗可以，但不能亏本，小赚都是亏，得血赚才行。
这分寸着实难以把握，刘彻不放心将包袱留着后人，想要趁着他还没老到耳目昏聩，把该做的布局都提早安排好，该定的国策都提早定好。
毕竟他是穿越者，以后世两千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作为借鉴，且亲身体验经历过高科技年代，相当于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眼界自然开阔，看得比旁人更为长远。
至于继任之君会否依循他擘画的蓝图继续治理大汉，那就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尽人事而听天命。
刘彻做好自身能做的，也就不枉穿越一遭，对得起华夏先人和后世子孙。
眼下战争刚开始，大汉要真正享受到战争红利，怎的都要年余，甚至更长的时日。
国内要保持经济成长率，使得市面更为活络繁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降税，但不是调降商税。
说实话，各地商贾搭着经济成长的顺风车，可没少挣钱，也不是刘彻登基后才如此的，早在文帝朝，民间便流出着俗谚，“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大汉与民生息的国策和无为而治的政治风气，确实给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施展空间，待得刘彻穿越而来，又大力扶持工商业，汉商们就更是如鱼得水，富得流油了。
商贾的天性，就是挣多少都不嫌多，钱是不烫手的。照着现下的大汉百业兴盛，不管降不降商税，商贾们都会拼命开设作坊和铺面。
关键是老百姓有没有余钱去买，创造出更大的内需市场，维持市面的供需平衡。
别提甚么市场机制，也别扯到宏观调控，政府调转经济架构不是搞强买强卖，百姓没钱消费，难不成让他们去当裤子？
大汉现下还处在农业社会，尚在迈向工业社会的道路蹒跚而行，故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金秋十月，大汉皇帝颁布了震撼世人的旨意，为替出征将士祈福，自明岁起，各郡县皆免征田税及丁口税，为期三年！
这意味着在未来三年内，大汉成年男女将无须再按人头缴税，农人亦不必再向朝廷缴纳田税，唯有佃种私田时，需向土地拥有者缴纳相应的佃金。
依照两年朝廷制定的《私田律》，王侯权贵的封邑及赐田，除却大农府划拨的税赋，不得再向佃租的农人加增任何佃金；臣民以赀财购置或祖传的固有私田，向农人佃租时，佃金可自行订立，然至多十取其一，不可再多。
圣旨颁布后，大汉百姓自是欢喜鼓舞，赞颂陛下爱民如子，王侯权贵们却形同剜肉，朝廷不征田税和丁口税，大农府拿甚么税赋划拨给他们？
便在王侯权贵们怨忿不已之际，大农府颁布政令，更改商税等相关税制，采用朝廷及各郡县的分税制。
所谓分税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官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官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
大多权贵看不懂政令里那些新词汇，唯是注意到了两点，大农府每岁征税完毕后，会对各郡县返税，有些类似先前对商贾的退税，却又略有不同。
从今年岁末起，返京述职上计的各郡县仆射长官皆需提交明岁的财政预算，就如同太尉府的军事预算，大农府属官会在御史府的监管下，审核预算，并考量该郡县今岁上缴的商税，返还相应的税赋，用作明岁的财政支出。
每岁的预算执行情况，将由御史府和大农府的计司和集司严格审查，列入该郡县官员的政绩评鉴。
与权贵们息息相关的，乃是其食邑的赋税给付将划归各郡县的财政支出，依照其食邑封户的百姓数量和该郡县所有属民的平均岁入，划拨给他们相应的赀财。
简而言之，权贵们的食邑和封户是固定的，若食邑的百姓多生孩子，且该郡县的全体属民岁入愈多，那他们所能获取的租赋就愈多。
细算起来，若是没甚么天灾**，他们或许反能从食邑收到比过往更多的租赋，毕竟现下大汉百业兴盛，相较于庞大的商税，已数度调降田税和丁口税算得了甚么？
尤是食邑在富庶郡县的权贵们，简直乐疯了，直道先前瞎了狗眼，竟在心里埋怨“贤明宽厚”的皇帝陛下。
若是谁再对此等政令不满，无须皇帝出手，这些权贵就要抽他丫的！
反倒是大农令东郭咸阳痛若剜心，田税，丁口税，加上分润给地方官府的商税，初步估算下来，国库岁入约莫要减少三成。
国库岁入刚过四百万金，东郭咸阳还以为可过些舒坦日子，不用再为钱紧发愁，谁知又要减少三成，等若生生退回他刚接任大农令时的国库岁入啊。
他苦心打理国库数年，一朝打回原地，情何以堪啊？
好在他正值盛年，尚能多干些年，否则若即刻卸任，后人提起他这大农令，怕不是政绩平平的庸才？
东郭咸阳不缺钱，官居位列九卿的大农令也已知足，现下就想着攒点政绩，卸任时好得封个关内候甚么的，最好还能在史书中留个好名声。
皇帝刘彻瞧他终日愁眉不展，不禁好笑，便是好言宽慰了几句。
王侯权贵们免不得的要鼓励食邑百姓多生子女，更会敦促食邑所在的郡县官府多多顾及民生，当地百姓愈富足，他们能分到的租赋就愈多。
王侯虽已迁居长安，但在食邑所在地经营多年，还是有不小影响力，若能驱使他们推动当地的民生发展，朝廷分润给他们部分租赋，无疑是划算的，权当是业务提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