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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耶稣会，自然也不是能五饼二鱼的神仙，自然也是要钱才能活动的。
当年日本锁国之前，耶稣会可以直接入股生丝贸易，生丝贸易的百分之十归耶稣会所有；日本锁国之后，耶稣会也靠自己的圣保罗号，跑南洋贸易，赚到足够的资金。
当然，福建的事，是多明我会搞的。
但在大顺这边看来，耶稣会、多明我会，不都是天主教吗？
甚至多数人看来，最多也就是儒家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而已，区别不甚太大，只要名声搞臭了，寻常人如何分得清到底是多明我会还是耶稣会？
尤其是等到逼到绝境的时候，刘钰要写公开信给教皇，让耶稣会出钱，把澳门的“兄弟姊妹”移民到南美，可以去巴拉圭耶稣会神国嘛，和那些印第安兄弟一起建设地上天国。
但耶稣会连法国加勒比那边的钱都不肯出，怎么可能会出这笔钱？
若他们到时候再拿出类似里斯本地震后的类似言论搪塞，必叫其坏了名声。
大顺士绅阶层里的一批同情者甚至秘密教徒也就彻底心寒了这套理论，在大顺是说不通的。
大顺虽然也有类似上天预警的说法，但事后不救灾却绝对无法认可。是以二者看似相似，实在千差万别。
所以前期会有大批士绅入教以为相似，但内核露出截然不同的时候便会剥离。
利玛窦、徐光启时代引领的风潮，使得大顺在禁教之前，大量的士大夫对于天主教是存在极大好感的。
“诸律皆可守，唯独不能纳妾一项”。
也就是说，除了不能纳妾之外，很多士大夫觉得，这就是纯净的、可以补足儒教的东西。
距离产生美。
而前期耶稣会来的那几个强人，也确实文化水平足够高，和士大夫们谈笑风生，并没有暴露出耶稣会在里斯本地震后那样的绝对反动的一套东西。
在大顺，如果发生里斯本地震那样的事，可以说上天预警、天人感应；皇帝也可以下罪己诏。
但却绝对不会有人站出来，说诸如“我们不该自救，我们该反思自己，自救就是抗衡天意”这样的话。
正因为之前距离过远产生了美，所以才导致耶稣会没有暴露他的恶。
也使得大量士大夫心存好感。
皇帝关于“造反必要有士绅参与方可成事”的道理，也确实有道理。
想要拔出天主教的影响，禁教是禁不绝的。治标不治本。
只能，或者说，必须让天朝的士大夫阶层集体反感，以天朝之经书教士，对抗天主之经书教士，方有可能。
而且，若无士大夫的参与，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顺传播开来。不说别的，单说一个翻译问题，没有水平足够的士大夫进行翻译，就底层的文化底子，能写出来汉文般的、高水平的圣经吗？
搞出一堆完全没有融合汉化的东西，搞出一堆陡斯之类的名字，若能传播，便见了鬼了。
是以，皇帝的意思，便是让天主教会露出其恶，引发那些内心亲近的士大夫的反感，从而才能彻底根绝。
劝女守贞……这件事，在士大夫看来，属于“违法但合情”，不是恶，只是违法。有点类似于“报仇杀人”之类的，违法，但合情。
这种事，是不能激发士大夫的集体批判和反感的。
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恶”的事，未必违法，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
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其实倾向的是“天主教不错，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再能祭孔祭祖，就挺好的，正可以耶补儒。”
但皇帝的倾向，则是天主教不好，要取缔，要斗倒批臭。
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刘钰即便是后来人，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
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经济的发展，导致理学在明末成为了禁锢，出现了华夏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试图打破理学的禁锢。
而理学存在的一大意义，就是当年佛教入侵，导致儒教撑不住了，最终搞出了理学。
使命已经完成，佛教已经完犊子了。到明末的时候，曾经保卫文明抵抗释教的这一套，该退了。
经济发展、物质基础改变，软件却跟不上，并无大儒能彻底解决软件问题的时候，耶教恰在这个时候出现。
同时，又赶上了明末反理学的思潮。
利玛窦等人的文化水平也确实够，借此机会，插了一脚，说儒学被宋儒所污染了。宋儒的那一套，夹杂了太多道、佛的东西。
只有摒弃宋儒、佛教、道教的影响，儒家才能回归真正的本意。不弃程朱、不知孔孟。
古儒自古便祭祀以为至高的神，昊天上帝。古儒之天帝，就是上帝。
刨除那些夹带私货的内容，只说宋儒被佛、道所染，这几乎是明末的一种共识。包括王阳明，当时也一群人说他，被佛道所污。
加之明末社会动荡、道德败坏、人心不古，士大夫也在追求“儒之本意”、“孔孟之道”，倒是是啥？
是不是真的是被宋儒如污染了，以至于现在所学的都是宋儒曲解的儒学，以至于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天主教也劝人向善，是不是真的是耶儒同道？是不是可以以耶补儒？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说不定这也是一条路。
主要还是很多人都觉得，路走不通了，但又觉得走不通不是儒学的问题，是宋儒曲解了儒学，只要回归真儒，路就走通了。
这种想法下，什么都想试一试。
这一试，是试出问题了……
耶稣会是精通经院哲学的，是会“辩经”的，而且属于那种非常善于辩经的类型。
加之第一批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水平也确实还行。
利玛窦就用自己非常擅长的“辩经”术，以逻辑学破理学。
先是说，自从宋之后，天帝这个概念，就夹杂了过多的道教、佛教的内涵。本源既不是真武大帝，也不是玄帝玉皇。
本源是原本的天帝、天主、昊天上帝。
然后又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学，搞了一些辩经的东西。
《易》曰：帝出乎震。
夫天者，抱八方而拥四极，何能出于一乎？
是故，帝者，非天也。
天是抱八方而拥四极的，那又怎么能说是出于震这一个方向呢？如果说，物质的天就是帝、帝就是物质的天，那么这句话的逻辑就不对。所以可证上帝不是物质的天，也就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天即为帝。
且，尚书·金滕载：乃命于帝庭，敷佑于四方。
可见，上帝是有其庭的，既然有其庭，又怎么能是物质的天呢？所以，物质的天，和帝，并不是一回事。
又言：
商誓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汤浩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犹，惟后。
这正是说，在三代时候，是上帝，赋给人民仁、理、智的天性，但要使人有常性遵行他的道，还要有君王治理教导才行。而夏桀，正是违背了上帝而犯了罪，是以商汤敬畏上帝，不得不去矫正夏桀的罪孽……
本身他就会辩经，或者说这种传教士，自小学的就是这玩意儿。索引水平一点不低，甚至在大学就是专门搞这个的。
而理学一开始就是为了完善世界观，宇宙观，危机中搞出来对抗佛教的。这世界观和宇宙观，也确实在逻辑上有些很容易被击破的地方。
他开了这么一个头，搞出了新的宇宙观、世界观。后续的传教士，也都跟进，一个个都朝着左手拿圣经、右手拿十三经的态度，一波一波又一波地讲这句“帝出乎震”，就是天主创世，再由此引出“太极”的概念。
并且试图将理学的宇宙观、世界观，与天主教的世界观、宇宙观融合在一起。
当然，大顺当然是有一堆反对者的。
然而一旦牵扯到世界观、宇宙观的问题，儒学确实先天不太足，否则也不会被有宇宙观世界观的佛教，搞得有些狼狈。
这就导致既有大量的反对者，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嗯，说的很有道理，这么讲是说得通了”。
虽说，子不语乱力怪神。
可总有人想知道，宇宙是啥？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世界到底是什么？物质和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帝之前和传教士的接触绝不比刘钰少，能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也一个个都是开口周易、闭口尚书的。
这就导致皇帝觉得，辩经这种事，纯粹扯淡。更扯淡的是本朝一群士大夫，一起帮着天主教辩，这对面还有个输？
是以，皇帝听完刘钰“诛心”的想法后，觉得这确实是个好方法。
辩经，本就是士大夫的事。
现在辩经辩的“难解难分”，关键就在于一群士大夫觉得天主教不错，帮着天主教一起辩。从前朝的徐光启开始，影响了诸多人，要不是因为纳妾问题，入教的士大夫可能更多。
而刘钰是不会辩经的。
但他的诛心手段，却能在道德层面上，抹杀天主教的善，叫士大夫看到其恶，其伪善。
由此，将那部分亲近天主教、帮着天主教辩经的士大夫，恶心回来。
立出一个“天主教是伪善的、恶的”的人设之后，等于断天主教传教士一臂，剩下的反对天主教的士大夫自然也就辩赢了。
这就类似于“某人能言善辩，大家和他说个难解难分。一些人支持、一些人反对。这时候有人跳出来，不辩经，直接抖黑料，搞人身攻击，谁支持他谁就是奸贼。”
皇帝的着力点，不是怎么辩赢天主教，祛除影响。
而是怎么搞臭天主教。
只要搞臭，不辩亦赢。
只有这样，皇帝觉得，才能治标治本，彻底根绝天主教的影响只要士大夫不支持，传教就举步维艰。
皇权不下县，皇帝就不信，福建、苏州的教案，若无当地士绅、士大夫同情，会暗地里发展成这样？
他们要是把传教士，都当成当年的太祖皇帝，难道还能传播？
只要不把士大夫亲近、同情这一点改了，在皇帝看来，那必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和刘钰的想法大不一样，他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但即便想的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在怎么做这件问题上，皇帝却支持刘钰的想法。虽然刘钰的目的是贸易，是将来的一战，折腾天主教并不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