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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做事的出发点，和甲申年改变的禁宫正殿匾额四个字里最后那个“民”字，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只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倾向小农就是维系皇权稳定这个道理的。自耕农才是皇权的支柱，而士大夫并不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卫皇权的，还得靠自耕农。
佃农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绅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这场血腥屠戮，在刘钰说出他会准备劣质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杂役政策、免地方摊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权、侵吞朝廷对国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动。刘钰在苏南搞改革，效果显著，尤其是亩税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苏南情况特殊，而且那是刘钰在动了他们的利益之后，又给了个可以投资的甜枣。
如今淮南苏北的这场变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为皇帝找到了一条“斜径”，虽不可复刻，但效果却可以达成最想要的结果。
踱步几圈后，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图上向南急转弯的黄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几圈，逐渐下移。
从阜宁、盐城，淮安，已到了扬州府、镇江府，又渐渐向东，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苏州府……
伴随着漕运改革，镇江府的驻军也可以裁撤或者调换了。
漕运时代，镇江府要是被人打下来，距离中央集权崩溃也就不远了。
而现在，镇江府的地位伴随着漕运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变天下震动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为海运起点，又是沟通日本、南洋的中转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镇江又不同。
镇江府只是运河的起点，守住镇江，若是因外敌，或敌从东南来，运河仍能通畅。
但松江府不是走运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权没了，也是卵用没有。
当然这也不全是坏处。
好处也有。
外敌不想，考虑内患。
比如农民起义，可能切断运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断运河。
但是，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变出来一支海军。
就算他们变出来一支海军，可也变出来一群能够海战的军官。
海军是技术兵种，至少相对于陆军来说是的。
只要他们变不出来海军，也就意味着朝廷不会因为财政崩溃。
钱袋子、米袋子在手里，总就能镇压下去。
朝廷的战略，也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保运河、保漕运、保这个、保那个，被人牵着鼻子走，很容易来一场“攻其所必救”的计略这对当年玩过攻打藩王调动敌军的大顺来说，是开国史，记得清楚。
好的也有，坏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这个李家从高一功手里接下的帝国，走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不得不继续发展海军、继续扩张保证足够安全的南洋缓冲区的地步了。
伴随着南洋成为产米基地，某种程度上讲，马六甲已经接替了镇江府的地位。
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无路可退了运河一旦被废，真要海上出了事，那运河可不是三年两年能修好的。
运河被废，是破釜沉舟的举动，没有回头路了。
海军不行，连夜修运河，哪怕有的是银子，那也得修几年，到时候怎么样呢？
科学院倒是搞出一些铁轨车，但那玩意儿皇帝去看了，也就还只是个玩物，要到真正变成“不需要水的大运河”，皇帝怀疑自己都未必能够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无可退。
帝国在慢慢滑向一条之前的二十余史无史可鉴的路上。
一时间，皇帝很是理解了刘钰为什么对钱银兑换那么紧张的原因，那种不知未来的莫名恐惧、无法预测、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断的事物，总是叫人慌的。
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变化，又伴随着必须重视海军，引发了更多的新问题。
海军，就需要一群新学军官。读十三经的当不了海军，经纬度都算不明白，怎么当海军军官？
哪怕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许多地方的新学学生，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们无法科举，但他们还有学问可现在帝国已经被逼到不得不重视海军和贸易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缔新学，只能任其“泛滥”。
的确不能科举，那会天下震动。
然而也得给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干什么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苏北淮南地区，也就是刘钰准备杀许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将当地劣绅屠戮干净，朝廷是不是可以学一下秦时制度，选拔新学学生，让他们作为小吏，填补乡绅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苏北？
一来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须要有人承担原本乡绅的位置修黄河，国家出钱，那维护当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来组织。
二来新学学生里，一流的进科学院，次一等的入海军，再次一等的做商贸职员，可这些仍旧无法给优秀的人才上升空间。南洋是一个方向，淮南亦可为一个容纳的水池。
三就是收税问题了。
十税一甚至八税一，在土地分给小农、取缔了那些地方摊派之后，百姓依旧是负担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来维系运转。
靠收上来的税，给那些新学学生做薪水，朝廷依旧还是赚的。
除了这三点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统治深入到县以下，也就意味着要管很多的事。
统治统治，只管收税，那不叫统治。
这不是皇帝爱民如子，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高利贷也是贷，最起码是贷。
一方面，把乡绅一扫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担起乡绅在乡间的一些身份，乡村很快就会混乱。
最简单的例子，荒年放贷。
小农是很脆弱的，万一哪年有灾、万一哪年有水、万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烧了……
甚至万一爹妈死了，总得买个棺材、吹个响器吧？这不都需要急钱。
既是准备用毒计将淮南劣绅一扫而空，最简单的乡绅所承担的放贷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担？
承担，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摆在那，问题多多。商人、乡绅，可以让还不起贷的卖媳妇、卖女儿，朝廷能这么干？
不放青苗贷，小农如此之脆弱，万一出点什么灾情，乡绅又被一扫而空，这些百姓又该怎么办？
小农积累的那点东西，也就够每年吃的。稍微遇到点灾情，就扛不住。乡绅固然可恶，但乡绅也确实承担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说，如今天朝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直接统治百姓了，只能选择间接统治，用乡绅做代理人很类似于英国计划在爪哇搞的殖民统治，由乡绅作为小农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皇帝、皇族、勋贵，类像是一群殖民者，靠着军队的暴力，维系和士绅阶层的和平。士绅作为殖民者的中间人，负责管辖广大的农村。
谁来当这个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来的规矩即可。
官方放贷、调节、平粜、打压豪强强制卖地、民间赈灾、小灾下的救济……这些手段，现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捡不起了。
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填补这个空缺。
看似朝廷赚了，不用承担太多的麻烦事。
实则就造就了朝廷现在一年只能收个两三千万两白银，折合一下白银通胀下的购买力，有没有明朝前期的实物税多都难说。
对比一下可以执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证授权垄断、可以征收各种间接税直接税的英国；对比一下能搞统制经济、能官方把对外贸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国；再对比一下只管战争、治水，其余在经济方面几乎毫无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买卖、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铸币铜钱和白银的兑换率全凭市场决定哪个才像是传说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农学派拿中国说事，不是没原因的。
英国可没说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镑的兑换，全凭市场决定。
哪怕是整天被刘钰嘲笑的荷兰，也没混到发行的铜币和荷兰盾的兑换，不走币值，而走自由市场兑换吧？
当然，刘钰的评价是朝廷无能，废物，而不是他们主观上想这么做。
和大顺的“贸易顺差”类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锢”类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么，而是无能到根本不会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么。
虽然刘钰对大顺朝廷“无能、废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并未说出来。
但皇帝这些年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己内心也是有类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国的税收国库岁入，知道了英国的土地税和乱七八糟的各种税能收成什么样后，这种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对来说，其实无能的程度没有数据对比的那么严重。
只看白银不对，还得算上两边粮食、布匹等西欧物价革命导致的将近三倍的差异。虽然都是白银，但大顺的20两，和伦敦的20两，真不是一回事。大顺的种种奇葩政策，虽然制定政策的时候根本没意识，但客观上也确确实实延缓了美洲白银带来的世界性的物价革命。
不过，皇帝哪懂这个，看到国库白银收入数据对比，自然胆战心惊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这般，皇帝就想着在淮南苏北、苏南地区，尝试种种集权改革。苏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苏北则要走上下直辖模式。
既要这么搞，那么除了要收税，就不得不把乡绅原本承担的一些事，承担起来。
所以青苗贷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总得有人放贷，以度灾年，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败阴影，让皇帝内心很是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