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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哲身想到这些年在仁川看到的一些违禁书册，对里面的这些事情也知道个大概，不免好奇道：“孟兄，我初来乍到，不甚了解。
www.biquge001.com运河既废，如何又要修运河？”
孟松麓对此可是了若指掌，笑道：“其中不解，实属正常。赵兄不解其中事，这些年省内财政，都围绕着‘棉’之一字展开。”
“朝廷废运河之后，修淮河水利，通海。”
“但需知，朝廷是管治水的，地方灌溉通航事，朝廷并不出钱。尚需省内出钱。”
“淮南废盐垦荒，正需灌溉。”
“运棉来回，也需运河沟通。”
“是以便开始了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工程。若只是为了运棉，倒也可以修铁路。但既是还要灌溉、退盐，那就远不如修运河了。”
“省里出三分之一的钱，剩余三分之二，由从阜宁到南通的各个垦荒公司出。趁着冬季不忙时候，也由各个垦荒公司出人工，协调组织。”
“但运河成，各个垦荒公司再引支流到自己的垦区。”
“自京杭运河被废，新运河可是一点没少修。从苏州到上海的；从阜宁到南通的；从嘉兴通黄浦江的……这些年，省内财政，多用在了运河修建上。”
“赵兄有所不知。资本亦可修运河，但只能修有利可图的运河。而如嘉兴通黄埔之类，运为次、水利为上，资本是一分钱都不肯出的，这必要财政出钱。”
说起财政问题，孟松麓忍不住面露一丝得意之色，因为松江府，尤其是上海的一个财政来源，正是源于他们门派，算起来应该是他的师叔王源王昆绳的办法。
整体上，王源的思想，是支持土地全面国有化的。
虽然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想法比较扯淡比起颜元和李塨的三十年赎买、地主自愿把土地交给国家的空想，王源的扯淡程度略轻一点，稍微有点可操作性。
他建议是对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分别征税。国有土地降税、私有土地照着50%的税率搞，用不了几年，大家就纷纷“自愿”把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啦。
当然也非常扯淡，不过比起三十年赎买的空想，还是在理论上不那么空想一点。
至于剩下的诸如“缴税授勋”之类的想法，实在是过于超前，不可能实行。
但是，在城市土地问题上，王源这个颜李学派率先提出“惟农有田论”的人，在城市土地上，提出了城市土地还是收房产税比较好。
他认为农村土地最好是国有化，加限制买卖。而城市土地，不建议搞禁止买卖，而是收房税。
虽然这个理论，和此时新的上海县搞得办法，其实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借着资本过江南逃、涌入上海的机会，这一项改良后的城市税，还是得以贯彻实行了。
不过，刘钰与颜李学派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事，孟松麓的脸上又露出一丝不甚愉快的神情。
权哲身看到孟松麓脸上现实露出一丝得意，随后又转为淡淡不愉快，以为孟松麓是在感叹修运河的事。
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在朝鲜的理解，修运河，肯定是要征发劳役，估计又要死不少人，如今看来这天朝上国整天在干一些隋炀商纣的事啊？
遂问道：“如孟兄所言，如今大兴土木、大修运河，百姓甚苦，是以这城中有冻死之骨，众人皆以为寻常？”
然而对这个问题，孟松麓却摇了摇头。
有一说一，虽然当年盐政改革的时候，他奉师命前往淮北多看看，和登州府新学一派的孟铁柱在均田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也虽然，对于江苏实行的诸多政策，刘钰的残酷镇压手段，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老师程廷祚，都颇有微词。
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百姓的整体生活，真的是普遍好了。
就在几年前，一场海潮，淮南盐区还淹死四万多盐工。每年水灾、潮灾、黄河决口、淮河上游暴涨水患、死在加固高家堰上劳役等等，可谓是每年上万那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
如今虽然改革的方向，在他们学派看来，实在是有些不仁不义，可效果真的是显著的。
淮河修了入海，洪泽湖水位渐低，封闭了淮安清河口，黄河决口和倒灌的风险小了。
资本垦荒，政府投资加资本投资，修筑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关键的，还是农村的情况的。
确实，苏、松、常、通等周边地区，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朝鲜米、南洋米、东北豆、辽东麦的疯狂引入，粮价基本保持在八钱银子一石。
亩税改革后，佃户日子过得更惨，纷纷退租。
但好处是这几年疯狂地搞基础建设，挖运河、修水利等，容纳了大量的人口。
而这些人口，又伴随着淮南圈地垦荒的力度加大，不断被垦荒公司消化。
至于附近的自耕农，日子过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亩税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农。
而织机下乡，又使得这个以棉布而闻名的地方乡村，并没有受到新机械的严重冲击。
粮价降低，对自耕农来说，是有坏处的。
但是，亩税改革，折中了这种坏处。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资本下乡、粮价压低，也让很多自耕农直观地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以前，税、赋、加派、按县纳税、乡绅避税、劳役、漕米、损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现在，真正的一条鞭了，统一征收固定土地税。
一正一反，加上刘钰引导的资本织布机下乡，使得这场对小农经济的瓦解，单单就苏南地区来说，还真不酸痛。
当然，从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或者冻死的人。
而码头工作的时间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经常、死人确实不少。
也当然，从废运河开始，再到扬州、淮安衰败，死的人几万是有了。
起义、反抗、镇压、屠杀、流放、遣送，这都是有数可查的。
而那些因为城市衰败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几。
号称八十万人口的淮安，从废运河开始，再到盐政改革完成，十年时间，人口激降到了七万人。
任何一个城市，忽然之间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无数的苦难。
值得高兴的，便是从去年开始，剧烈的动荡结束了。
在刘钰的残酷镇压；以及先织后纺的政策引导；还有就是靠着东北、朝鲜、日本、南洋、欧洲的市场和经济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的盐业利润的帮助下，挺过来了。
二十余年的准备，外加东北南洋这两大泄压阀，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盐不聊生的遗产，两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争，外加军改之后的军事镇压，总算是堪堪让江苏半省的转型，没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这么多，但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混乱渐渐平息了，这确实是能亲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农来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价的豆饼，至少让苏南百姓吃的鱼、吃的肉的数量增加了。
让孟松麓评价整场改革，肯定是不好评价。
但对权哲身提出的对大兴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还是很容易给出了答案。
而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权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鲜国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抗争，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制已经全部瓦解。
朝鲜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处在一个类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阶段，甚至还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朝鲜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自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
才堪堪走到这一步，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
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李瀷、权哲身等人，就算使劲儿往前跑、思想比别人都快，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经济基础在这摆着，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试图全面倒退，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苦于旧制度瓦解、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的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思想界最难受的时候，而且几乎全世界在这个阶段，都会让“往回退”的想法成为主流。
而且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经济学意义上最反动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爱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顺则是继承了明晚期的经济基础、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刘钰拽着大步跃进了二十余年。
同时大顺也继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础上展开且发展的。
两国的经济基础，从正常时间线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刘钰的改革，必然失败；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经济反动回明初，反对白银货币、反对一条鞭法、反对税收货币化，那时候搞刘钰这样的改革，死得更快。
苏南官营手工业开始瓦解、私营手工业发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为主流压倒官田的时候，土木堡才开打。
朝鲜国现在才走到这一步，反动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几乎是必然的。
不出现贫富差距、不出现土地兼并、不出现工商业发展，募役法有个卵用？没有那么多“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修运河不征劳役怎么修？
没有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让这些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不至饿死揭竿而起？
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可能不让农村原本的经济体系瓦解，大量的佃农跑路城市，成为“穷且自由”的劳动力？
所以，简单的修运河。
两边完全是鸡同鸭讲。
在默认各自的经济基础为基本的条件下，孟松麓是根本无法和权哲身讲明白这些运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为什么会不伤百姓。
权哲身理解不了，因为孟松麓默认权哲身明白此时江苏的经济基础、土地制度、税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