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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练的统治者，一定会想方设法增加小生产者和自耕农的数量。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看，刘钰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皇帝说这些话，有极大的可能要借黄河决口为京畿和松苏之间，创造一个完美的小生产者和授田农的缓冲区。
小生产者和自耕农，是最为支持统治稳定的,也几乎算是最保守的。
一方面，他们和那些啥也没有的贫农佃农不同，对贫农佃农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新时代也是充满恐惧的，或者说对变革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在新时代分一杯羹，而且又对任何变化都惴惴不安。
对原本的大顺而言,山东问题是大问题,不敢轻动，甚至皇帝压根儿没有借机做事的资格。
但现在真的不同了。
运河漕米的改变，以及铁路的出现，海运的兴起，海军的强盛，皇帝有九成的把握，能在黄河决口后，完成对皇权最为有利的处置方式。
即便刘钰不确定皇帝是否会这么想，但借刀杀人这种事，还是很简单的。
利用大灾后的起义、吃大户等方式，消灭掉一部分地主；然后再出兵剿灭起义军；最后安抚赈济剩余的百姓。
这个很简单，不堵口子，派兵防止流窜，或者慢点打,三五年就够彻底大洗牌的。
同时借助灾后百姓的无以为生而降低对迁徙的抵触情绪，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授田耕种,另一部分人则远迁海外或者黑龙江。
实际上,以此时大顺的漕米运输路线和财政能力、军事能力，这么做的成本是最低的，也是对皇权最有利的选择。
反过来，站在真正做到全国解决土地制度、推翻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的地位变得相当尴尬。
如果，没有刘钰行海运、废运河这件事，一旦黄河决口，运河阻塞，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基本上……就是为王前驱。
但这种为王前驱，是说能够导致大顺朝廷混乱、对地方的掌控降低，憋着的阶级矛盾会此起彼伏地爆发出来。而大顺要保运河，肯定会选择重点镇压运河区的反抗，使得地方的反抗无力镇压，保不准就有能成事的。
这不是说造反有瘾，而是有些东西，只有靠这种方式才能解决。不管是均田保证大部分百姓在转型期不至于饿死；还是说瓦解掉士绅对地方的控制以新政府的新面貌集中力量移民……只靠大顺这艘旧船，是做不成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就算运河区爆发了起义，那也是死路，而且纯粹是白白牺牲、不可能影响到全国局势的那种牺牲,而且镇压起来会非常的容易，且也不会造成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切断。
如果皇帝足够老练，那么借着黄河决口问题，也就意味着大顺皇权的阶级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京畿地区，可以垦蒙、闯关东；黄河改道之后为天然的护城河；山东地区的重新洗牌塑造大量的授田自耕农和小生产者这就是刘钰说的，那些良家子或者血税边军的小地主、富裕自耕农，才是皇权最锋利的刀。大地主和士绅，其实狗屁不是，脆弱无比。
实际上，在刘钰看来，当大顺集中了全部力量，完成了印度之战和这场欧罗巴之战后，大顺皇权已经没啥利用价值了。是要适当削弱、并且把那些埋下的雷一个个引爆的时候了。
老恩说：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存和死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就像是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没有垄断的、专营的、集中力量的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大顺就没法打开欧洲市场，小散商全都会买办化，被欧洲的垄断公司一個个吃掉。会在小仓走私被人打死、和巴达维亚卖茶被人扣船压价中，不断轮回，打不开局面，绕不开商品同质竞争的印度。
但现在，他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所以刘钰已经琢磨着让他死亡。
皇权，也即将如此。
某种程度上，这时候刘钰跳出来要解决黄河问题……
只说思路和逻辑，其实和后世沙俄斯托雷平改革时候，一些人想要干掉斯托雷平的思路差不多真要改成了，将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其统治力量将大大增强。
而黄河决口，在二十年前，是极大动摇大顺统治的；但现在，刘钰觉得，老练的统治者，很可能借此机会，化祸为福，极大地增强皇权的统治基础。至少以此时皇帝的统治水平和手腕威望来看，很有可能。
即便不考虑这些原因，只是出于个人良心的角度，刘钰也希望能够尝试着以一种人定胜天的方法，来解决黄河改道问题。
尽人事，听天命，成不成的，尽力而为。
决口不是大问题，几乎年年决，年年堵就是了。
但前提是得有河道，没有河道，怎么堵？
改道是大问题，因为北边没有河道，只能是大水漫灌，彻底破坏山东地区的耕地体系黄河漫灌区，会导致严重的盐碱灾害；会导致水文混乱；也会导致原本的灌溉体系彻底报废，这不是决口能比的，而是一场巨大的涉及上千万人口的灾难。
由是，皇帝由一开始的不解，再到沉默，再到琢磨着刘钰到底想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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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做起来，并不简单。
而且以史为鉴，觉得能够缚住黄河这条苍龙的实践，好像除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其余的貌似都失败了。
在一阵沉默后，皇帝也没必要和刘钰打这个哑谜，即便刘钰并没有直接提出来要出镇青、兖而治黄河的明确说辞，但不代表皇帝听不懂刘钰在说什么。
“爱卿以为你要做的这件事，百姓会不会反对？”
刘钰也不遮掩，直言道：“会。不只是河道区的百姓会，周边的百姓，也会。黄河是个灾神，摊着黄河的百姓，尤其是下游，要比别处苦的多。”
“决口之险、淤积之困、河工之疲，我要是山东的百姓，我也反对。数百年没有黄河之患了，加之太行堤修筑之后，运河以东，再无黄河之患。”
“加之河道占地占田，百姓安土重迁。若说无人反抗，臣是妄语。”
“臣可以明确地说，原本山东富庶之地，是曹州、菏泽、聊城、临清。”
“一旦这件事做成了，原本山东最富庶、工商最兴盛的曹州、菏泽、聊城等地，便要成为山东最穷的地方。”
“而且，自开封到曹州一段的河道，将是黄河至险之处。”
“至于沿途水路，皆废。”
“沿海利津等地的盐场，皆废。”
“沿途城市的排水，皆废。”
“如果百姓不反抗，那才是旷古罕有之事。”
自古以来，山东最富庶的地方就是鲁西南。但黄河一旦改道，鲁西南将成为山东最穷的地方。
黄河改道，将会改变很多事，也必然会激起反抗。不只是百姓，还有士绅。
谁也不想家门口放个“炸弹”。
扬州城的繁华不再，不过是扬州一地。而因为扬州附近的河事而被害不浅的周边，对此还是支持的。比如饱受里运河之苦的东岸南北。
山东这件事，本来就因为废运河，在一些人那里积累的严重的不满情绪。
免去了漕运、漕粮之苦的农民，自然是受益的。但他们都是单独的小农，没有力量，也发不出声音。
而漕运附近的城市，那里的人，沿途的士绅，那里的人，可以发出足够的声音。
这些积累的怨气这些年被不断的起义和镇压所消磨，现在刘钰这么做，显然是要再引发一些风波的。
皇帝听到刘钰回答的如此干脆，明确就说肯定会有反抗，倒也不以为异，这是明摆着的事。
所以皇帝又问道：“如果爱卿出镇兖州，真要出河道、修河堤。朕问你，爱卿真的是准备以国库财货，赎买吗？”
刘钰面不改色，淡淡道：“是，也不是。”
“是，的确要出钱。”
“不是，钱要出，但不要给到手里。作为迁徙路费，你有三十亩地，补你六十亩荒田。给到手里，毫无作用。既加剧了土地兼并，又使得当地百姓依旧无法前往水草肥美之地垦荒。”
“朝廷应该引导钱往哪里去。如果这笔钱不想往移民上去，那也未必不能以戍轮台之手段，强制迁徙。”
“正如如果钱不想往垦关东、殖南洋，而是非要往兼并土地上去，那就用尽手段，使之不愿去、不肯去，亦或不能去。”
“若以理服众，则服。若不能，则强迁。朝廷亦未尝不可强出法令，规定无人区，凡居此间者，强制迁徙。”
“十里哭，胜过整个山东哭。此事并无两全之法，臣思虑数年，实在想不出两全之法。”
“所能做者，也不过是将钱用到实处。保证即便远渡大洋往扶桑，死亡率也要控制在5%。压低死亡率，此事已经能够做到，只是要多花些钱，准备食物补给，以及一艘船不能像塞牲口似的塞那么多人而已。”
“况且，此事若十年、二十年做，每年所耗，并不甚多。以鲸海移民为鉴。初期移民，甚贵。一旦形成规模、粮食产出颇多、工商渐兴，再行移民，将大为便宜。”
“若陛下能允臣三五事，均衡下来，其实不需要耗费朝廷多少钱粮。若能允臣，此事废朝廷四五千万两，甚至更少，或也可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