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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说，因为欧洲各国的大型的东印度公司都被大顺逼死了，使得欧洲的商业资本完全失去了技术上的限制，将会快速地流向航运和买办业务，从而绞杀欧洲的诸多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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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道理的内核，在欧洲适用。
在大顺，也一样适用，虽然面临的问题不同。
伴随着《凡尔赛和约》的基本签订，大顺也将面临一个“资本流向”的问题。
波斯、印度、东非，这些方向，大顺独占贸易权，资本的回报率急速提升。尤其是印度方向。
加之这些地方，又不像大顺本土似的，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最基本的一条，大顺本土大商人买地囤地的限制，就非常大，使得大顺“回报率最高、最安全、最稳妥”的投资，也即土地购买，成为了一个在大顺非常别扭的、靠着行政力量强行扭曲限制的投资。
这也使得，刘玉这边，必须还需要一些手段，使得大量的金融资本，流向一些刘玉希望去的方向。
自然，这个方向，就是北美的移民。
之前刘玉就琢磨过，他觉得，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经验，就非常不错。
无非也就是两家公司出了点“小”问题，忽悠的太大了，最后击鼓传花传不下去，泡沫炸了而已。
但仅从募集资金的角度来看，效果是显着的，短时间内募集了海量的资金，资金多到基本解决了路易十四留下的财政窟窿。
而之前他也说过，对欧洲的战争，会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意识：如果找对了方向，投资工商业的回报率，是可以高于买地的；且早入场、早受益。
历史上，英国的利率从10%左右压到3%；英国人逐渐形成了投资产业拿股票其实和买地囤地差不多的想法……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点点压下来、一点点由社会存在慢慢扭转了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大顺也在慢慢改变这种情况，但前提是得有这个社会存在。
如今，战争基本胜利了。
之前的一切疑惑都烟消云散了，贸易持续发展、甚至是大发展。借助《凡尔赛和约》的春风，大顺的工商业将迎来一场黄金时代。
这是物质层面的事。
但在意识层面，则在京畿、松苏等地，呈现出一种“相信朝廷的判断、相信早入场早入股将来大收益”的思潮，以及“股票债券未必不如土地”的想法。
那些当初投资纺织的、投资航运的、投资造船的，这一次全都赚的盆满钵满。
可以说，大顺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一次又一次的对“贸易”的准确把握，赢得了一个极高的信任度。
体现在皇帝那，是威望。
体现在刘玉这，是他对投资的“建议”，众人会认为这不是建议，而是告诉大家一条发财的路。
应该说，刘玉靠的就是这种威望和信任，准备学一波南海公司或者密西西比公司。
在《凡尔赛和约》已经基本确定、资本即将大量涌向印度地区的时候，用他的信誉、用大顺的威望、用欧洲战争带来的工商业发展的兑现所造就的投资狂热，来强行扭曲市场的资金流向。
简单来说，如果他不扭曲。
那么，100块热钱，30块会投向本土工业；30块会流向印度的棉花土地；40块买地或者窖藏。
而现在，经他的扭曲，可能会分出来30块，流向北美的移民上。
至于，最后会不会玩成南海泡沫、或者密西西比泡沫，那无所谓。只要人到了，地垦了，最后击鼓传花玩不下去了那也无所谓，炸了就炸了呗。
钱又不会无故消失。
真要是将来变成泡沫炸了，那么，炸之前，钱无非就是流向的“水银开采”、“造船”、“农业机械”、“畜牧”、“航海”等方向。
因为这是北美垦殖挖金子的前置投资。
都是实体行业，并不是简单的左脚踩右脚，就算融资的泡沫最后炸了，那也无所谓。
粗略来讲，套路是这样的：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的投资热潮，大顺的热钱都在等着朝廷透露的风声，因为之前朝廷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信的人、上车的人，一战之后都发达了。
这时候，刘玉抛出“扶桑有大金矿、至少有1000万两黄金”的风声基本上，算是密西西比公司大忽悠的翻版，当初约翰·劳可是凭着这种忽悠，拿着所谓政府背书的百分之十几的高回报率，直接弄出来个上千万两白银规模的大动静。
区别就是，密西西比没黄金。
而旧金山、温哥华、西雅图等地，是真有黄金。
由此，成立个大顺皇家特许的专营公司，为了向“前辈”致敬，公司直接取名为泡沫公司。
五年内不分红。
五年后，保证至少每年15%的股息分红，收益率非常高。
朝廷给予此特许权，只包括开采金、银，这两种矿物的特许权。
类似西班牙模式，采矿的15%，归国库；5%，归内帑。
剩下的，归公司分配。
官督、商办，效松苏故事，前五年由官督制定政策，董事会五年后接权。
朝廷这边会出总督管理民政事务、保护安全等等，公司需要向朝廷支付每年一些费用，以驻军等。
既然要挖金子，那么公司需要粮食、需要卡位军事据点等。
那么，北美的所有土地，是完全的国有化的，并非私人所有、私人也不得私自圈地。
是以，前期，公司需要投资移民、垦殖、军事据点建设、造船等。
两个目的。
一个，是前期大顺为了战争，发行了一批国债。但是兑付期还没到。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抓紧时间入场这个泡沫公司，为了之后的超高分红，那么这时候就要赶紧把国债兑为现金。
价格会跌，大顺朝廷这边趁机回购一批低价售卖的国债，等于减轻了债务。
另一个，就是前期投入巨大，实际上就是靠“旧金山、旧银山”的金子银子，提前消费了，日后挖出来还现在的消费。
而鉴于要是等着金子银子挖出来之后再消费，多半都跑到回家囤地、投资印度、放高利贷等等方向上去了。
没挖出来之前，就先募集资金把这笔钱花掉，那么这笔钱就可控地流向了移民、垦殖、农业机械、造船、帆布等产业上。
同样的，这笔钱，将可以在前期的“行政扭曲下的土地价格”期间，以行政扭曲的土地价格，购买国有土地。
这意思是说，现在北美的土地，120亩，3两银子的价格都卖不出去。
但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扭曲价格，可以保证120亩土地，足以卖出30两的价格。
而等着人口渐渐增多、产业逐渐发展、人口不断滋生，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土地的价格，终有一天，不需要行政的扭曲，也能达到30两的价格。
但是，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前期时候，必须要用行政命令来扭曲土地价格的时候，怎么把地卖出去？
等着日后人口滋生、产业发展、需求稳固了，这都不需要什么手段和策略了，30两银子120亩地，不有的是人抢？
而这个难的开头，刘玉就是靠这种办法来解决的。
等于是，这个泡沫公司的融资，来做移民这种利在千秋的事，并且花“高价”购买了扶桑的土地，这笔钱流入了“移民基金”当中，为日后的移民还提供了一笔钱。
比如说，前期先移民5000户，这5000户的土地，都是泡沫公司出钱购买的国有土地。
至于说，这些人要不要偿还公司的移民船票和买地钱、怎么还、用什么还、用实物还是市场价粮食……等等这些，这是细节问题，可以慢慢讨论。
关键是，移民5000户的钱、船票、前期投入等，这一大笔钱，由公司来出。
公司当然不想出。
但不出不行。
因为这是行政命令保证的垄断专营权，和刘玉搞的对日贸易一样，要么干、要么不干。
干，就得履行附加的各种义务。
不干，就别出钱入股就是了。
如大顺对日贸易的公司，就是以大顺和锁国日本以及试图拿到垄断收益的幕府，三家合伙保证这个垄断权。
但你拿到这个垄断权，就别琢磨什么自由贸易，老老实实地履行造船、重舰、训练水手、注册船只、战时征召的义务。
换到这里，也是一样的。
你想绕开公司和监管，私自募集个四五十人，就去那边采金？
不是不行，别被抓到。
抓到就绞刑，金子归抓获者、告密者所有。
想去“自由”地采金，门都没有。
只要去采金，就必须在这个专营垄断公司之内，也即要履行这些可以说非常沉重的义务。
从纯粹资本收益的经济学角度，这是违背自由的、是低效的。
因为，最高效的制度，应该是放开开采，你有本事你就弄个四五十人，挖到金子大发一笔，开支也小，
这样，利润率最高、效率最高，而且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附加义务，就是去挖金子的。
但，问题是，对大顺而言，挖金子，并不是目的。所以，这种高效是无意义的。
对刘玉而言，移民才是目的，挖金子只是促成这个移民的手段。
那么，就必须要清楚，这个“高效”，到底是什么高效。
是高效地挖金子？
还是高效地移民？
其实，刘玉依旧是是和稀泥的折中选择。
既不是理论上最高效的挖金子、也不是理论上最高效的移民。
理论上，最高效的挖金子，是宣布谁挖了归谁，资本自己雇人过去挖。那绝对最效率。
理论上，最高效的移民，就是实学激进派的加大集权、提振国库收入、均田去掉中间商，以移民为如修长城、运河一样的国家政策，狂移、屯田、卫所制。
刘玉现在搞得这种折中和稀泥，只是现有条件，包括技术、监管、行政效率、运输水平等限制下，一个相对平衡和可行性相对高的选择。
社会现实决定的，并不可能完全都按照理论上来。
哪怕是学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的宣传忽悠来搞钱，或者说这个“泡沫”能吹起来，也得仰仗现有的社会现实南海和密西西比这俩大泡沫能吹起来，前提是之前各种专营垄断公司，真的能赚到钱，而且是高回报率。没有之前乱七八糟的专营公司做铺垫，这泡沫压根就不可能吹起来，即便说20年的欧洲一大堆热钱瞎鸡儿投、没地去，但若没有之前的铺垫塑造出的社会意识，也就不会吹起来投资专营公司的泡沫，而可能是诸如郁金香的形式。
大顺这边同样在学泡沫，其基础就是之前二三十年的专营公司的高回报率做铺垫，这样泡沫才能吹起来。炸不炸，那另说。
而实学激进派的理论上最高效的移民方式，此时缺乏这样的社会基础、也缺乏这样的社会意识，更缺乏铺垫。农村，还远没到油尽灯枯、连地主子弟都过不下去、地主作坊普遍破产、税收战乱重的农村彻底崩溃、不革不行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