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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年前，大順還在睡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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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面對著東印度公司的進口東方棉布對英國呢絨紡織業的沖擊，用有些夸張的筆觸，描繪著普遍蕭條、無業苦難、貧困痛苦。等到兩次棉布禁止令出台後，他毫不吝嗇夸獎著棉布禁止令的效果，說是倫敦的紡織業一下子活了過來。
很多很多年前，大順半睡半醒的時候。
荷蘭的手工業者、行會、農民們，看著阿姆斯特丹繁榮的金融業和航運業、看著各個城市的寡頭商人們一點點用金融吞噬著過去的一切，絕望中把奧蘭治家族，看成真正的救星，希望奧蘭治家族能夠救救他們，限制進口和金融業，不要再讓來頓紡織業崩潰的故事重演。
很多很多年前，大順剛睡醒的時候。
法國的細木匠協會、漆器工人聯合會、絲織協會，集體請願陳詞。希望東印度公司，不要再從東方運來那些漆器、家具、絲綢了。再運的話，大家真的活不下去了。于是財政大臣特別給東印度公司寫信，告戒他們︰我不是反對你們盈利，也不是反對你們的貿易，我只是提醒你們，你們繼續這麼干會引發極大的反彈。
是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大順即便剛醒來的時候，依舊不是工業對手工業的碾壓，僅僅是手工業對手工業的碾壓。
然而老馬說過的︰在手工業工場時代，海戰奪取商業霸權、商業霸權才能帶來工業發展。等到工業時代，金融資本才會成為工業資本的附庸。
這句話是如此的正確。
因為，1800年之前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一個後人臆想出來的“工業對手工業”的碾壓。
1800年之前的世界，是如老馬所言︰以重稅、保護制度、殖民、 造艦。造艦打贏商業戰爭，獲取商業霸權，以商業資本的統治邏輯，帶動本國的工業發展。
東方發達的手工業，敗在了歐洲更高效的集權、更強勢的暴力機器、更科學訓練的軍隊手里。
商業資本獲得統治的地方，以必然的劫奪制，摧毀了舊秩序——印度不是死在工業對手工業的碾壓上，印度是死在了艦隊、軍隊和商業資本的劫奪制統治下。
但是。
此時，蒸汽時代，工業時代，已經悄然來臨。
于是，當大順先發地區一點點從手工業工場向大工業工廠的轉型，比之前手工業時代更大的麻煩，也來臨了。
《第一氏族》
大順這邊有工業，有人口，有商業霸權獲取的市場，有需要開發的土地，也有開發土地所需的大量廉價勞動力。
于是，歐洲不只是之前手工業工場時代，大順憑借手工業兩千年優勢和白銀購買力匯率差導致的“打著自由貿易旗號”的真正重商主義對歐洲重商主義的沖擊。
更帶來了歐洲的大量資本，涌向大順，成為了實業的附庸。
廉價的勞動力，哪怕是投資土地種黃豆、哪怕是在扶桑金山谷地種棉花，這也比在歐洲投資回報率更高。
因為，大順這邊的人口、勞動力價格、政策等因素，為資本主義這個社會關系提供了更適合的條件。
這兩個問題疊加在一起，使得歐洲這幾年的日子……一些人真的好過，而一些人是真的很難過。
金融業在發財、航運業在發財、進口商人在發財，他們的日子當然越過越好，成為了支持大順主導的自由貿易，或者說“國家貿易體系下的自然秩序”這個新禮法的天下的在歐洲的忠誠者。
可同樣的，他們好過，卻有人難過，過的越來越差。
過的越來越差的人，很多。
而啟蒙運動中心區域的重農學派，又搞了幾波激進的改革。
于是，反彈的力量極大。
這，也就是年輕的拿破侖內心復雜的原因。
亂世將至，若有機會，一個低階的小貴族或許可以在時代浪潮中，蕩到在舊禮樂下想都不敢想的地位。
可亂世之中，大順虎視眈眈。
就像是一頭恐怖的、饑餓的野獸，瘋狂地吞噬著歐洲的一切。
棉紡織業。
金融。
白銀。
木器業。
絲綢業。
陶瓷業。
咖啡產業……
說好的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呢？
除了加勒比的糖、除了法國的葡萄酒……除此之外，法國還有什麼相對優勢？而即便是這些東西，比如葡萄酒，面對著替代品的沖擊；而糖，則純粹是因為運輸成本太高，否則真就如休謨所言，若無大洋做天然關稅，整個歐洲到處都會彌漫著中國制造的商品。
幾十年了。
大順讓歐洲尋找絕對優勢和相對優勢。
可是，似乎，這些，並不存在。
失業。
混亂。
絕望。
手工業者的破產。
本國的工業資本面對著傾銷一點點地毀滅，根本建不起來。
大順這邊的人說，這是陣痛。
因為你們歐洲的白銀黃金太多了。
而根據劉玉的國家財富的理論，白銀和黃金根本不是財富。
所以，只要你們的白銀黃金持續流出，再堅持堅持，堅持到歐洲的人均存銀量和大順的人均存銀量一樣多，那麼好時代就要來了！
泡沫褪去，你們歐洲才能找到自己的絕對優勢和相對優勢。
可這陣痛，太痛了。
不只是商品傾銷的問題、也不知是資本瘋狂往東方流動的問題。
還有白銀黃金大量外流，導致歐洲出現了嚴重的貨幣不足，到處都是混亂——這不是個印錢的時代，這是個金銀貴金屬的時代。
這些混亂，是否算是這個人所造成的呢？
這是宏觀上的。
而更為直接的視角下，更是產生了一種讓歐洲人恐懼的狀況。
比如此時拿破侖所處的這個名為明尼穆蘭的法國城市。
河，就是邊界。
河的對岸，就是大順的邊境城市。
然而五十年前，這里並沒有城市。
現在，這里卻出現了上萬人口的城市，利用著這里的瀑布水力，磨坊、鋸木廠、造船、小麥加工、面粉、釀酒等等行業，瘋狂地發展起來。
五十年前，大順只有少量的人在北美的西海岸，甚至更多的還只是搞毛皮貿易的船隊。
但現在，伴隨著金銀礦的開采、伴隨著棉花釀酒業的發展、以及更多的人口遷徙。
已然出現了兩個超過二十萬人口的大型城市。
一個楓林灣，一個金山。
而二十萬人口，在不及之前的歐洲，還意味著這得是阿姆斯特丹、倫敦、巴黎這樣的城市。
好望角，五十年前，只有少量的中國移民，在那里種檸檬，為後來大順參與一戰做準備。
而現在，那里卻已經擁有了將近三十萬人口。
似乎，中國的人口是無限的。他們正在尋找每一處可以耕種的土地，並在這里扎根生存。
法國人和大順這邊，爭了那麼久，最終修鐵路的時候，選擇了攻擊大順在自己反對自己參與制定的公制單位，因此法國要修鐵路必須要修公制單位的一公尺軌道……
所謂公制單位，還是反對大順用復古六尺，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很多人都清楚，為了防止鐵路連通下的大順日後的進攻。
如今，已經有法國人開始反問︰當年的一戰，我們真的打贏了嗎？一戰真正的勝利者，到底是誰？
的確，法國人保住了北美。
因為法國保住了北美，于是十三州的反抗意願迅速降低，面對著大順和法國的威脅，英國得以完成了對十三州的改革和控制。
于是，法國就需要更加的和大順綁定，因為十三州的人口數百萬，而法國在這里的人口太少了，這需要大順的幫助。
毛皮商人、人參商人，也樂于這種綁定。
然而綁定的越深，法國人終于發現︰清教徒固然是個威脅，因為他們人口數百萬；可大順這個新來的，在短短三五十年內，也在北美擁有了數百萬的人口。
的確，大順敲碎了英國的《航海條例》和《商品列舉法》。
自由貿易的號角，在大西洋上飄蕩。
然而，法國人欣喜之後，卻發現，法國幾乎什麼都沒有得到。
荷蘭的資本，涌向了大順而不是法國。
北美的市場，充斥著大順的棉布和茶葉。
法國廉價蜜糖釀造的新英格蘭葡萄酒、愛爾蘭移民釀造的威士忌，頂的法國的葡萄酒根本無法在北美獲得市場。
大順的工藝品、漆器、木器、扇子等輕工產品，在來茵河河道的幫助下，將法國的彷制品壓的根本沒有生存空間。
三角貿易，大順成為了三角貿易的工業品提供者。
的確，大順不參與奴隸貿易，也擠不進去，但是，奴隸販子們卻會優先選擇大順的工業品，因為更便宜、利潤更高。
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法國人這些年，一直熱衷于投機，金融，因為法國人發現，根本沒有什麼太好的投資方向。
被科爾貝爾主義影響深遠的法國尚且如此，其余國家又將如何？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歐洲的“所謂新啟蒙”派，滴滴咕咕地開始念叨蒙古西征的故事。仿佛那些呼麥的聲響，附著在了棉布、瓷器、茶葉的上面。
要使口號發揮作用，語言要精闢有力，明確易懂，要標簽化，更要歷史影射。
人們很難想象自己不曾經歷過的事。
人們的大腦，總會把見到的新事物，在頭腦中尋找一個舊事物套上，以便于理解。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這些東西，在法國，傳播最廣的地方，不只是巴黎，還有里昂，法國的絲綢業中心。
這是法國被大順沖擊最嚴重的地方。
被沖擊的手工業者，焚燒棉布、焚燒茶葉、阻礙鐵路的修建、反對公制單位。
而更多的，則看到了機會，對此推波助瀾。將更容易懂得、更精闢有力、更標簽化的口號和宣傳，在這些手工業者中大肆傳播。
畫著密密麻麻的中國人從東方，四處遷徙、佔滿地球每一寸土地的漫畫，在歐洲到處傳播。
天主教，則因為大順的禁教，更是發揮了他們在民間的巨大影響力，號召基督世界團結，發動對無神論者的聖戰——他們甚至痛斥伏爾泰等人，是魔鬼在法國的代理人，旨在摧毀法蘭西的信仰、蒙蔽天主的聖光。
耳濡目染之下，年輕的拿破侖即便因為兒時的經歷，對東方有一定的好感。但更多的，還是不安、疑惑、迷惘和恐懼。
有時候，他甚至在想︰歐洲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分裂。分裂帶來了混亂，也帶來了各國的不理智的競爭。大順因為國土廣闊，所以他們可以在內部發揮相對優勢和絕對優勢的經濟。並且龐大的人口、強大的國力，使得他對分裂的歐洲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或許，歐洲現在更需要的，是一位他們歷史中的始皇帝。唯有如此，才能集結歐洲的力量，在美洲、非洲、大西洋，頂住中國的侵襲。
或許，要反對舊制度的不公，也要反對中國主導的所謂的自然秩序的國家體系，還要反對他們在歐洲的代理人︰那些進口商人、買辦。
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
而是，很多法國人，很多歐洲人，都已經產生了這種模模湖湖的想法。
激進的法國重農主義，已然慢慢讓位被折中的意大利重農主義︰內部要自由貿易、外貿要適當管控、基調是自然秩序、國家干涉也不可或缺。
正如大順嘲笑法國重農學派的激進政策，說他們不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同樣的道理，大順打著自由貿易旗號的重商主義，以及對歐洲的持續性吸金和工業品傾銷，也催生出了歐洲的民族的覺醒——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作為歐洲資產階級的重要力量，城市市民、手工業者，他們已經被大順的商品，逼到了反對大順的位置上。
而帝國，卻把希望，寄托在坐在巴黎沙龍里喝咖啡的那群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