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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已经走完了，周阳去年全年的收入也早就核算完毕，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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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月薪，周阳一开始入职美林银行时是D，后来又晋升为mD，薪水上升了不少，总共加起来全年的薪水收入，大概为60万港币左右。
这个工资水平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至少能挤入金领阶层了。毕竟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一两千港币，像刘粟这样的中大毕业生，起薪也才四千港币而已。
八十年代的香港大学生，虽说没有内地那么金贵，但同样是天之骄子。因为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教育，历来是采取压制政策。
比如后世香港的法官们屁股歪的厉害，里面还夹杂了大量白人面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的高等教育体系里，长期没有法学专业。直到1969年，港大才开设了法学院，开始系统地培养本地法学人才。
而按照港英当局不久前刚刚修改的法官入职资格条例，只有执业超过十年的律师，才有资格受聘成为法官。
也就是说1969年入学的第一批法学生，最快要等到1983年才有资格竞聘法官。而在这之前，华人只有留学其他英联邦国家，才能攻读法律。
能出得起留学费用的家庭自然是少数，所以华人法律人才本来就比较紧缺。而华人法官在香港法院中，历来又是低人一等的存在。比如相同职级的法官，白人的薪水要比华人多许多。
所以即使有本地精英选修法律，也只会停留在收入更高的律师上，而不会转职去做声誉更高的法官。
这也导致了香港司法界长期被白人把持，即使偶尔有些爬的比较快的华人法官，也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符合西方双标价值观的“精神英国人”。
除了法学之外，国内传统划分中的工科，同样是香港高等教育里的重灾区。甚至从深层次来讲，这也是香港工业没能完成升级转型的重要原因，毕竟八十年代的香港根本无法为本地企业，提供往上升级所需的智力支持。
其实香港工商界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向港府呼吁，要求在现有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之外，再成立一所香港科技大学。结果港英当局从筹划到建成花了将近十年，直到1993年才把这第三所大学全部建好。
后世的港大、中大和科大之所以全球排名那么高，完全是回归后特区政府花巨资强行砸出来的。只可惜那个时候的香港工业早就凉透了，而作为香港经济新支柱的房地产和金融业，根本用不到那些花重金打造的顶级实验室里，开发的各种前沿科研成果。
结果拥有5所能够长年挤进各大全球名校排行榜单前百名，其中3所大学甚至能稳居前50名的香港，没能发展成东方硅谷也就罢了，在高新技术领域甚至连给隔壁的深海市提鞋都不配。
说回到周阳的收入，别看他的底薪也不算太离谱，但金融业真正让人羡慕的是那恐怖的年终奖，或者换一个香港本地的词汇来说叫花红，这才是真正的大头。
周阳去年的花红高达1200万美元，如果按照香港目前的税率，他差不多要缴纳1200万港币左右的薪俸税。
要是特区政府也就算了，但现在是向英国人交钱，周阳自然就不爽了，直接去找专业人士帮他把避税大法用到极致。
俗话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周阳聘请的税务专家，很快就帮他找到了香港税法中的一个大漏洞，那就是目前的薪俸税只对现金征税，并不对股权征税。
如果周阳能把他那些花红变成用股票来支付，就可以全部排除在应纳税额度之外。当然，这并不是说随便从二级市场买入一部分股票，然后以公司的名义转给个人，就能完成避税。
如果漏洞真的有那么大，精明的香港人早就借此大规模逃税了。那样的话，港府不可能把这个漏洞留到现在，早就修改税法把它堵上了。
这里所说的股票，是指纳税人所在公司自身的股份和期权。许多公司会给管理层制定激励计划，只要达成一定的业绩目标，就能免费或者低价从公司那里拿到一部分定增的新股。
但是股票这东西涨跌不断，今天可能还是十元一股，每天可能就只剩五元一股了。期权就更加虚无缥缈了，将来最终会不会被行权都还不一定。
所以如果把股票也计入纳税额，很可能造成纳税人最后缴纳的税额，比真实应该缴纳的要高的情况。
港英当局作为殖民政府，制定政策时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像税法追求的原则就是简单明了，降低增收难度。
所以遇到股票分红如何征收薪俸税这种复杂的局面，通常的操作就是直接把它排除在税法之外，免得大家以后每年都要为此耗费大量的脑细胞。
毕竟港英当局的财政预算历来都是讲求量入为出，收上来多少税就办多少事。只要公务员阶层的薪水不受影响，香港发展的好与坏、快与慢，对港督、布政司等上层英国人还真影响不大。
你港督就算把香港发展的再好，也不可能向界河另一边的深海市负责人那样，可以从厅级干部升到省里当省级干部。如果这份履历足够亮眼的话，甚至可以支撑你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但英国就不一样了，人家是民主的选举国家。真正掌握权力的下议院，但每一个议员席位都是由选民用自己的选票。
香港人可不是大英帝国的选民，自然不可能有下一位代表自己利益的席位。你港督在香港表现出色，最多会让女王给你封个爵，然后去上议院单个橡皮图章。
你要是真正有政治企图心，那么对不起，伦敦、曼彻斯特的选民，可不会关心万里之遥的香港发生了什么。你在香港造福了大量华人，那关我们屁事！
所以对于大部分英国殖民地公务员来说，在不出大乱子的前提下，往自己口袋里捞钱才是最重要的。而只要你身披白皮，在香港差不多就加了个“隐身”Buff，就连本港的“包青天”们——Icac都看不见你。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Icac的骨干，主要来自于一个叫香港皇家警察政治部的特殊部门。别看这个部门挂靠在警务处名下，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务机构，隶属于英国本土的军情五处管辖。
英国有两个大名鼎鼎的特务机构，分别是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其中军情六处主要在英国意外的地区活动，最著名的探员叫做詹姆斯·邦德。
而军情五处主要负责英国国内，香港作为女王陛下王冠上最璀璨的那颗东方明珠，自然是军情五处的辖区范围之内。
一个亲爹是特务机构的组织，最后被捧成了伟大的反腐机构，大英帝国不愧是世界级的搅屎棍。
难怪睡王上台后，眼见着鹰酱身上“自由民主”的人设已经崩了，最近准备再弄一个“国际反腐斗士”的新人设，并把cIa也拉入到免费帮助美国以外的人民去反腐的伟大运动中去。
睡王的这个大招，难道是从英国这个“最特殊的盟友”身上复制来的？该不会他也喜欢玩塞拉斯吧！
说回Icac，从1974年成立到1997年香港回归，整整二十三年间，这群反腐斗士竟然连一个政务官都不敢碰。所谓政务官是指香港政府中那些局长、署长、司长等真正的高层。
就连被当做Icac打击皇家警察内部蛀虫的典型案件——葛柏案，涉及到职务最高的贪官，就是葛柏自己。
如果你细品这个案子，其实可以从中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葛柏涉案时职衔是总警司，这个警衔刚好是中层职务的顶点，再往上就是皇家警队的领导层了。
贪腐查到警队的中层为止，还可以对外宣传说，大英帝国的公务员们都是好人，只是有一两只小虾米腐烂发臭了。
但要是再继续往下挖，万一把助理处长、高级助理处长、副处长甚至处长给拖一两个下水，那性质就变成了从根子里都烂了的塌方式腐败。
要真出现这种情况，甚至会危及英国继续在香港维持统治的法理性。毕竟英国人现在一大重要借口，就是夸自己过往这些年把香港治理的很好。要是被你中国收回去了，香港五六百万市民很可能又要过苦日子了。
但如果大家突然发现，那些在香港一言九鼎的英国人其实都是一群从香港吸血的污犯，那大英帝国还怎么在香港维持自己的声誉。
所以在港英政府时期的漫漫二十三年里，Icac的主要工作是拍蚊子，偶尔抓一两只白皮虾，打虎的权限是根本没有的。
反倒是香港回归之后，Icac马上就开始抖起来了，不但对原先不敢动手的政务官们毫不客气，连最高长官同样在他们的射程范围之内。
但如果你对Icac1997年之后的某些重要案件进行回顾，就会发现Icac许多时候，好像专门是去拆政府的台，打最高长官的脸。
有人说，Icac专门查别人的腐败问题，那么如果他们自己内部腐败了，又该由谁来管？答案不是政府，而是几个负责监督的外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会挑选全港各行各业的精英市民来担任。
当然，这些精英代表的挑选，也不是随便凑齐人头就行了，必须进行严格的筛选。比如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秘书，能为港督提供服务的人肯定是大好人。就算港督离开香港了，他曾经的秘书还可以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所以你品出味道来了吗！
香港皇家警察政治部，表面上在香港回归前好几年就提前解散了，所有档案全部销毁。
但明眼人谁不知道，解散是永远不可能解散的，转隶估计很有可能，从军情五处转到军情六处，去和詹姆斯·邦德做战友。
所以说大英帝国的“搅屎专家”头衔，绝不是浪得虚名的，人家早就布置好了大量预设战场。这也是后世香港各种魔幻事件层出不穷，让国人感到很憋气的真正原因所在。
人家几十年前就开始做的局，哪有那么容易就给你轻易破解了！
再次言归正传，周阳早就计划好了自己这些巨额花红的去路，那就是用来收购其昌保险的股权。在几个月前港股跌得最惨烈的时候，其昌保险的市值一度只剩1.4亿港币。
而花旗银行此时恰巧对外宣布，将要出售佳宁置业持有的46%的其昌保险股份，底价为5000万港币，差不多是市价的八折。
毕竟大批量转让和二级市场上零散交易，定价上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标的公司的发展前景好，买方进行溢价收购是很正常的事。
而如果标的公司表现不好，那么想要大规模出让股权，就只有在市价的基础上打折才行，否则买家直接在二级市场上慢慢收购就行了。
经过最终的保密竞价，出资最高的美林银行以6200万港币的价格，买下了佳宁置业持有的那46%的股权。
结合美林之前在市场上悄悄收购的4.9%的股份，它对其昌保险的控股比例达到了50.9%，需要对其他股东进行全面要约收购。
但接下来的全面要约收购并未成功，毕竟对其昌保险的小股东们来说，控股方是美林银行，和是佳宁置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
美林银行既然愿意接盘其昌保险，这说明其昌保险这只股票肯定还有潜力。不过美林银行的动作更快，既然没法把其昌保险私有化，那就反过来大规模增发新股，从其他小股东那里抽水。
所以美林银行靠着自己的绝对控股权，直接让其昌保险召开股东大会，强行通过了1比1的新股增发计划。
在港股处于低迷的时期，美林银行这种大规模从市场抽走流动性的做法，自然不是好消息。这使得其昌保险刚有起色的股价，再次应声下跌。
并不是所有小股民都愿意花钱跟注，所以美林银行对其昌保险的持股份额进一步推高，最终达到了72%。与此同时，其昌保险的市值在完成增发后，也已经膨胀到了3亿港币。
这一切都是在1981年结束前完成的，而等到元旦过后，周阳头上又多了一个新职务，那就是美林亚太旗下的控股子公司——其昌保险的董事会主席兼ceo。
为了表彰周阳帮助美林银行成功收购其昌保险，大股东美林银行决定从自己旗下，划出24%的股份作为奖励。
这次奖励不影响小股东们的利益，自然不会有人反对。与此同时，美林亚太持有的剩余48%的其昌保险股权，也交割给美林香港资管部旗下的资管一期和资管二期进行持有。
至此，其昌保险由周阳完全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