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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一带商战骤起，京师的风波倒是大致过去了，至少是恢复了表面上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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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屏对于自己的意外入阁表现得比较淡定，依然坚持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即便他已经从自己的渠道得知了此次入阁是高务实所推动的，却也没有跑过去向高务实道谢。
高务实也懒得计较，反正他早就知道王家屏这人比较拧巴，能够顶了潘晟的位置入阁，本身也就是个妥协的结果。
再说高务实也不着急，王家屏一个山西人，就算在内阁表现得不偏不倚，他也得不到心学派的真正认可。况且心学派的官员除了最上层的几个人之外，其他人也谈不上有多少全局战略思维，搞不好还会莫名其妙地针对王家屏，到时候王家屏就知道谁能依靠了。
当然，王家屏自己也知道现在朝廷就是实学、心学两派之争，他一个无依无靠的空头阁老怕是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再加上自己刚刚入阁，很多“业务”都还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因此倒也没有怎么冒头，暂时只能算是充当一个举手工具。
至于申时行那边，或许是这次事情给了他一些震动，这位上台不久的元辅也收起了前段时间浑水摸鱼的心态，开始变得小心起来，在内阁里处理事情也会象征性地多征求张学颜和吴兑的意见。
整体来说，朝廷已经算是度过了张四维突然丁忧而带来的混乱期，重新进入正轨。
一时间，大家都沉静了下来，惟独高务实与过去无异——他既没有突然搞得跟销声匿迹一般，也没有刻意高调、处处露脸，而是秉承他一贯的风格：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作为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左侍郎，高调做事当然只能是有关京营的事。
在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高务实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京营成立了一个很新鲜的组织：“京营生产建设兵团”；二是禁卫军初步完成了预定编制。
说来惭愧，高务实这个“禁卫军缔造者”居然再次做起了甩手掌柜，从募兵到安顿，从安顿到训练，他全部丢给了禁卫军第一任司令戚继光。至于他自己，则只是“打打下手”——好吧，简单的说就是负责提供钱。
当然，这钱肯定不是高务实自己出，他是负责帮禁卫军搞到钱。
搞钱有两条门路，一条是找“上头”要，另一条是自己挣。
但高务实决定双管齐下。
所谓找上头要，实际上兵部本身就是禁卫军乃至于京营的“上头”，但兵部的钱是从户部拨过来的，是以归根结底，这笔钱主要得去和户部扯皮。
按照一般理解，户部是实学派的大本营之一，户部尚书沈鲤更是高务实的师兄，要钱这种事应该比较好办才对。
但其实不然，这笔钱并不好要。
屁股决定脑袋这个道理在哪都说得通，沈鲤虽然是实学派出身的重臣之一，但他既然做了户部尚书，就不可能不为自己掌握的衙门考虑。虽然今年滇缅之战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被高务实用滇战宝钞等手段消除了不少，但眼下朝廷的收支情况依然很紧张。
此时兵部忽然提出要钱，他作为户部尚书当然要慎重，不能因为你是我实学派内部公认的“未来魁首”我就要无条件听你安排——我这里要是出了大纰漏，责任可还是我沈某人来担的，我总不能倒在入阁前的最后一关上。
即便是给足了高务实面子，又得到高务实的保证说户部要真是有事，我高务实绝不袖手旁观，但沈鲤最终也只拿出十二万两银子来，并且首批到位的只有八万两——这笔钱是用来给禁卫军更换武器装备的。
京营的武库其实听起来挺不错，毕竟之前各种换装都是把京营排得很靠前的，但听起来是一回事，真实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高务实亲自查验了京营的武库之后才知道，除了近几年从京华直接购买并调拨给京营的武器装备还“尚可一用”之外，以前的武备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那其中的数目倒没有太大的不对，至少勉强让人可以对得清账，可保养水平就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了——有些铠甲已经烂得拿手一提甲片哗啦啦掉一地的程度。
至于武器的保养水平，那也差不多，比如说高务实亲自查验的至少四万把雁翎腰刀就锈蚀得能不能砍柴都要打个巨大的问号。
这种玩意儿高务实怎么肯拿去给禁卫军用？所以这些基本装备差不多全部要重新采购。结果一算账，就算暂时不给禁卫军多少备用武器和装备，仅仅六万人的换装就要差不多三十万两。
三十万两现在肯定拿不出来，所以高务实只好自己破费了一下，上疏给朱翊钧说兵部打算先赊账从京华火枪厂和京华火炮厂拿一批军火，分两年或三年付清，京华此次不收利息。
朱翊钧倒是挺感动的，当天就批准了，谁料大明朝的言官生怕自己被忽视，居然一下子跳出来四五个科道官上疏弹劾高务实，说他这么做是以权谋私。
按照他们的说法，京营的武备是天底下最好的，即便新练禁卫军也大可够用，毕竟禁卫军才六万人，以过去四十多万人的武备来武装区区六万人，怎么可能不够？怎么可能还需要再次购入？因此这里头肯定是高务实动了手脚，他是为了给京华的军工招揽生意。
如此指责一位立过重大军功的文官重臣，按理说当然需要确凿的证据，但大明朝的言官并不需要，因为他们“风闻奏事”，只需要说自己“听说”京营武备充沛就行了，实际情况什么的……那不归他们管。
高务实只好上疏请辞，同时自请皇帝派员彻查，顺便把自己关在见心斋“不予视事”。
朱翊钧对高务实的态度那可比对潘晟好太多了，在收到高务实的请辞之后当场就发了火——“上震怒，御文华殿，召诸大学士至，斥言路放纵，毁谤重臣，论罪当诛。姑念祖宗有制，今且权寄彼等人头于项上，俱降三级外任。倘再有不知收敛者，不问今居何职，皆流三千里。”
朱翊钧这一通火发得有些大，尤其是几个用词显得杀气腾腾，“论罪当诛”、“权寄彼等人头于项上”、“不问今居何职，皆流三千里”。
回想一下，自从今上继位以来，这好像是对言路最严厉的警告了。
于此同时，朱翊钧也下旨温言勉慰高务实，在先夸了高务实一大通之后，要他“即出视事”。
但高务实还是得照大明朝惯有的剧本演，因此还是继续上疏以求皇上彻查，同时继续留在家中“读书自省”。
朱翊钧没法，也只好继续配合演出，再次下旨温言勉慰，也再一次要求他“即出视事，切莫负朕衷心之望。”
这下子戏就演到位了，高务实正式回到兵部“视事”，同时请梁梦龙以兵部尚书名义行文，“打白条”给京华两大军工厂调拨枪支火炮，补足禁卫军所需（在高务实的要求下，禁卫军的火器化程度相当高）。同时又拿真金白银找王家的兵工厂购入一批新的罩甲、棉甲等物，勉强算是凑足了禁卫军当前所需。
这样一来，禁卫军的武备问题算是初步得到了解决，但是养兵的钱就没了着落，于是高务实又打起了京营的主意。
对于世代管理京营的这批勋贵，高务实现在已经了解很深了。这批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建功立业之心——因为他们建功立业也没什么鸟用，祖上的成就便已经决定了他们现在的地位，而要超过祖上的功业，那……也太为难人了。
因为没有建功立业之心，同时又不敢真正揽权以免遭到文官们的围攻，因此他们的习性其实很好摸清：确保地位尊贵的同时又能够捞到金钱上的实惠，那就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高务实有本事帮他们这个忙，同时解决禁卫军军饷不够的麻烦。
“京营生产建设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产物。
这个名字当然是高务实直接照抄了红朝某地区的编制，其工作性质倒也和红朝相似而略微简单。这个“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任务当然就是生产和建设，不过更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
高务实和朱应桢他们商议了多次，最后决定还是要发挥现有优势，利用京营“有人有地”的优势来赚钱。具体到短期内的做法，则还是免不得要和京华联手合作。
由于京营本身属于五军都督府，而燕京的五军都督府管理着京师周边许多军屯和各类国初就划给军方的土地，因此其手中是有资本的。
只不过，原先由于这群勋贵也就认得几亩田，所以京营也是守着金山讨饭吃。实际上属于各京畿地区卫所的土地很是不少，其中根据高务实依稀的记忆，有很多也是很有用的。
但有用归有用，高务实不可能买下所有的地然后自己去挖，这其中有一个成本问题。譬如说各类灰岩、大理石、汉白玉之类的产区，高务实就不是很有兴趣直接买地。
但对于京华基建而言，这些产地的重要性又是很突出的，现在京华基建手头的任务也很重，尤其是暹罗那边在大力建设定南城，对于基建原料用量很大，京华基建已经数次建议高务实扩大该系统在京华体系内的编制规模，打算亲自下场组织原材料产出。
然而高务实思考之后觉得现在京华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得太宽，如果连这些材料都要自己一手搞定，恐怕要不了多少年，京华的各类雇工加起来非超过百万不可，那太恐怖了，也容易引起朝廷警惕——尤其是言官们没事找事。
所以该放手的时候要懂得放手，类似这些基础材料的产出，京华完全可以交给比较靠谱的合作伙伴来搞，就像他在广西和安南找土司们提供木料一样。
京华不需要完全控制，只需要控制其物流环节，那么上游的供货商为了不积压货物、下游的销售商为了不被切断货源，就都不得不重视京华的态度。
这就行了。
更何况具体到基建这一块，京华除了物流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掌握加工的生意——比如说各类灰岩，除了京华要过去有用，其他人买这玩意纯属银子多了没地方花，他们又生产不了各种水泥、熔剂、耐火材料之类的东西。
因此京华和掌握了土地和人丁的京营是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的。
京营生产建设兵团因此首先成立了开采部，以往农闲时无事可做的军户们大多捞到了“就业机会”，纷纷在京华矿业的简单培训之后开始进入采矿业。
不过高务实被这群勋贵的吸血特性搞怕了，还特意和他们协商出一个基本薪酬标准，用以确保他们不会把军户当奴隶使唤。
高务实甚至还给他们集体“开了一堂课”，特意为他们讲解“生产积极性”方面的问题，并以京华自身举例来说明“多劳多得”的好处，而不是搞奴隶关系——那玩意只会束缚生产力的解放。
或许是高务实口才了得，也或许是高务实的以身说法让他们信服，他的这堂课还真说服了勋贵们，定出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十分仁慈的“多劳多得”原则：所有军户的生产所得，七成归五军都督府与他们的所属卫所，三成归他们自己。
不过，显然这些吸血鬼还要玩点花样，所以又规定他们所拿到的这三成所得不能自行销售，得由卫所计算，然后折价给银。
高务实当然知道这里头有鬼，比如卫所方面故意压一压价格，军户们就得被剥削，不过他也实在管不了那么宽，只能安慰自己：至少这样一来，他们总还是能靠着努力多得到一些报酬，比以前白白帮这些勋贵做事要强多了。
高务实的这些做法，由于和朝廷本身关系不大，而军户的管理又是国初时就归五军都督府负责的，因此并没有在朝中引起多大的反响。
然而高务实自己知道，这件事的影响远比看起来大得多。
事实上，他甚至可以说自己的这些做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五军都督府的性质，这意味着经世实学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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