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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南熏坊东南角，詹事府之东，一处以极快速度新建的衙门式建筑正式挂牌：大明联合储蓄银行。
www.luanhen.com该行又称“明联储”或“联储银行”，乃是大明第一家和唯一一家以私人资本形式成立，却拥有合法“铸币权”的金融机构。
该行不仅拥有铸币权，而且其权力形式是以皇帝诏书、内阁及户部行文明确规定并为之背书的。
诏书、阁令、部文从律法层面赋予了该行巨大的权力，其中最主要的权力有如下一些：
独家发行全国统一纸币“联储宝钞”；代管进出口贸易利润金(户部征收部分)；管理朝廷战争赔款收益(目前仅缅甸)；代理皇帝内帑金库并负责投资；对朝廷提供金融顾问服务；向府级以上地方衙门进行贷款；持有并保管联储纸币发行准备金；向其他大型钱庄(或银行)提供必要贷款；对朝廷战争或盈利性建设进行贷款；对民间大型企业(企业一词早已由京华“开创”)投资进行审定并核准贷款；自主发行有关战争、建设、贸易的三类债券……等等。
明联储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特殊金融机构，以及全国第二个使用“银行”的“钱庄”(第一个是京华银行)，初期除了京师总行之外，还将在南京、十三省及辽东、大明金国(原土默特，现在包括鄂尔多斯部)设立十六个分行。
这些分行主要负责代替总行兑换“联储宝钞”，代理总行交办的投资、贷款、债券等相关业务。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分省储备宝钞发行准备金的一部分，作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恶性挤兑反制手段。
内陆省份和京畿不必多说，大明金国(土默特)分行却值得单独一提。该分行的金库不归土默特蒙古兵看守，而是先在归化城边缘建设一座棱堡式卫星城，城中驻扎该行“雇佣军”千人，确保金库安全——毫无疑问，这支雇佣军来自于京华商社(曹淦掌握，主司内陆部分进出口贸易)。
不过，土默特的把汉那吉大汗也承诺会“竭尽全力保护”该卫星城周全。
把汉那吉这话可不是什么外交术语，他是真心诚意要保护“金库城”的，因为“金库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提款机——只要他的提款想法能得到明联储的认可就行了。
明联储之所有有如此权势、如此声威，其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它的资本极其雄厚，原始股本便高达三千万两白银，比国库存银还多几倍。
至于第二点，那就更关键了：它的两个最大股东，一个叫京华，一个叫内帑。京华在这三千万里出资一千万，内帑出资五百万，直接占去一半。除此之外，两京勋贵、京师高官、各地将门乃至于一堆宗室王爷，几乎都有不少人出资认购——哦对了，把汉那吉大汗也是以“顺义王”身份参股了的，甚至他的出资还高达四十万两。
这还得了？明联储的背后几乎站着整个大明帝国的统治阶层，谁敢反对明联储，那基本上就算是自绝于天下了。
北方的商帮、南方的商帮也都有参股，不过由于高务实对参股人的身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主要是考虑到士林影响)，所以不论南北豪商，都是拐着弯入股的——西方人称之为白手套，也就是代理人。京师官员的入股之中，有很多便是代替各自背后的商帮持股，他们私下签订了什么其他的合同契约，那就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
总之，明联储就这样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完成了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甫一登场便艳惊天下，侧目九州。
这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就是心学派官员们，他们或自己、或代理南方商帮而入股了明联储。
高务实一开始其实是打算把南方商帮排除在明联储之外的，不过后来刘馨帮他详细计算了一下，发现只要不是不设上限的随意入股，在控制好给予心学派的股份之后，放他们入股比排斥他们其实要更有意义得多。
明联储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即便按后世的看法，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因为它本身虽然是主要是作为大明实际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存在，可是它又同时保留了很多商业银行的功能。
众所周知，中央银行主要是为了国家的金融稳定而存在，商业银行则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存在。
因此，通常来说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的时候，本身可以不考虑盈利。然而，高务实对它的要求又决定了它需要靠盈利来获取“统治阶级”的青睐，于是商业银行的盈利手段——至少部分盈利手段还是一定要保留着。
如此，便造就了明联储这样一个强大的怪胎。
既然已经是怪胎级别了，那就一定不能放任自流，一定要有控制和监督的手段，于是两项配套制度因此诞生。
第一套制度非常简单：在明联储成立之初，便以诏书、阁令、部文三级行政指令明文规定：明联储以其召集人、主要创始人高务实为终生总裁，并根据明联储内部投票结果，享有京华银行、皇室内帑、绝大多数勋贵、大多数将门、部分实学官员所持原始股本的日常事务投票权。
换句话说，高务实除了京华银行的1000万两原始股投票权，还享受包括皇帝内帑的500万两等一系列原始股本的投票权，且权力期限是终其一生。这就意味着只要高务实没死，明联储的日常事务就是他说了算。
第二套制度相对复杂一点：明联储虽是股份制，但其董事会不设董事长(因为官不能比皇帝大)，而董事会本身的权力实际上又被高务实这个“终生总裁”给代表了，因此高务实在董事会的身份是首席董事(按股本算)，但董事会平时不召开。
董事会不召开并不意味着大股东们放弃监管，监管权力被赋予到了监事会。监事会依然按照股本来进行设置，不过持股人可以任命代表自己的监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按照50万两原始股本为一人(1票)进行设置，原则上来说，全会有效表决票一共高达60票。
不过，考虑到有些大股东手里不止50万两，而有些小股东又远远不到50万两，因此又另有规定：大股东可以任命一人“总代持监事会票”，也可以分散代持；小股东则可以抱团取暖，自行商议“联合代持监事会票”。
总代持、分散代持以及联合代持时，“代持监事会票”的原始股本误差最高不得超过五万两原始股。这一条导致总票数可能出现误差，通常来说，绝大多数时候都应该是会出现超过60票的——比如这一届监事会最终就出现了63票的总票数。
监事会成员三年一任，可以无限期连任(只要股东愿意任命就行)，除犯法(国法)、违规(内部规定)、去世、重病、丁忧或引咎辞职等特殊情况之外，原则上不在任期内进行临时调整。
监事会成员(1票或代持1票以上)可以监督明联储一切日常工作，也可以随时要求明联储出示其指定账目供其查账，但考虑到不能因此严重影响明联储日常工作，故同一类、同一事查账有一个月“冷却期”。
这一个补充条款又说明了另一项制度：监事会成员不得干涉明联储的日常工作，当然更不得交叉任职。
除了查账，监事会的日常权力与后世正规公司的监事会基本一致，其主要职权的标准表述是：监督检查明联储的财务会计活动；监督检查明联储终生总裁和总经理、经理等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是否存在违反大明律令、明联储内部章程的行为；要求总经理、经理或其他工作人员纠正其损害明联储名誉、利益的行为；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但只要高务实没死，这一条就只能算是理论权限)；执行明联储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由京华“初创”的董事会制度现在已经为大明高层所了解，这一次又加入了监事会制度，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核心已经差不多都被引入了。从接受程度上来看，算是成果喜人，以至于高务实都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找个机会推出《公司法》了——当然，如果真要推出，他多半会给它换个名字，比如改叫《企业法》。
银行、股份制、公司法，高务实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可不是弄着好玩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在抄原历史上荷兰人的作业——不过是抄的17世纪的作业，提前了几十年。
实际上第一家银行并非出现在荷兰，在地中海地区仍是欧洲经济中心的时候，意大利就已经诞生了最初的银行。
当时的银行，主要以保管财产为业务，商人把货币存在银行，还需要向银行缴纳管理费。而且当时的银行并没有发展出贷款功能，因此还不能算是现代意义的银行。
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在荷兰成立，这是世界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利用了大量闲置在荷兰的资金，一边吸收荷兰人民的存款，一边为商人提供贷款。这是最早的信用业务，也是现代银行的核心职能。
随着荷兰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包括其他欧洲国家，都参与到荷兰银行业的经营中，荷兰也因此赚取了大量利润。
京华银行最早是从京华钱庄进化过来的，从“钱庄”进化成“银行”的主要因素，也正是开始从事贷款业务。
不过京华银行虽然有着京华的金字招牌，贷款的对象群体还是有限，基本上来说是针对与京华集团有业务往来的商人进行贷款，很少扩大化，也很难扩大化。
这次京华银行掏出大笔银子入股明联储原始股本，某种程度上也是扩大了经营范围——南方商人敢明里暗里抵制京华银行，但肯定不敢也不会抵制明联储，这就让京华银行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换壳上市”。
荷兰在17世纪的“作业”不仅仅是银行业。一方面，荷兰的银行业不断发展，为金融活动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随着航运时代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民众参与商业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1602年，荷兰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东印度公司，这是一家最早由民众筹资，企业获取利润后向民众发放利息的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世界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创新了现代企业的种类。
该公司最早采用股份制发展，公司资金源源不断地从银行和荷兰人民手中筹措，荷兰政府也一度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由于资金充沛，又得到政府支持，东印度公司很快成为了荷兰最大的企业，并在荷兰对印度的贸易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这一次，世界第一个股份制公司就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份了，高务实京华旗下的一些“合资公司”明显比它早了将近二十年，从京华开始和靖难系勋贵合作开始，京华旗下就出现了一溜儿的“股份制合资公司”，而且股东也是吃利息(分红)的。
不过公司法这个东西，就不是荷兰首创了。有关公司的最早立法可以追溯到1673年法王路易十四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商事法律——《商事条例》。
到了1807年9月，依旧是法国最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商典法——《法国商典法》。1892年，德国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有限责任公司法》。
这些商业法对那个时代企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合适的环境，从法律和社会层面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高务实觉得，随着京华的大发展，南方商人抱团与京华抗衡，大明已经可以考虑搞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使得“生产制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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